中华传统服饰色彩文化

1、自然色彩

自然色彩是中华传统服饰色彩文化的最初形态。它以自然现象对远古人民的

直接反映与人们对它的直接感知为特征，在我国至少延续了13000多年。斗转星移，日月生辉，自然色彩给予古代先民灵感与启示。从普照万物的太阳到给予人类温暖的火种，以及动物殷红的血。红色，对于原始人类不啻于温暖、食物、安全、希望和生命，因此受到莫大的崇拜和敬仰，红色自然就成为原始人类最关注的色彩。考古发现证明，红色是中国人也是人类最早制造和使用的色彩，它得益于中国当时发达的石器制造技术，这种以赤铁矿为原料，经研磨而成的颜料，是原始人类最熟悉和容易找到及制造的，当红色一经被人类关注并掌握，就被用于原始生产和生活之中。从北京山顶洞人遗址的被染成红色的砾石、兽牙、海贝等装饰品，以及撒在山顶洞人的遗骨周围的红色粉末就可得到证明。原始人对其他色彩的感知和使用也同样直接取于自然，除了直接取于其他颜色的矿石原料外，就是直接取于植物，如用植物不同颜色(黑、白、红、绿、黄)的汁涂身、纹身或染服饰材料，以此来表示什么。这种直接取于自然取于自然材料颜色的自然色彩是最初服饰色彩文化的最基本的特征，从当代中国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服饰色彩文化中都还可找到起雏形。

2、封建色彩

封建色彩是中华传统服饰色彩文化的第二个形态。它是以等级标识为主要特征，在我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当古代中国告别了愚昧与野蛮，进入了文明的阶级社会之后，服饰色彩又成为奴隶及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标志之一，被赋予了伦理的特定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当作尊贵的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贵族才能使用。《考工记》记述了当时的贵族服饰色彩是：“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黻，黑与青谓之黻，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五常与五神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如商以金德玉，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每个朝代都以其中一种颜色作为代表性的色彩。到了以血缘为纽带、按宗法族制保持严格等级制度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权力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皇帝到诸臣百官的服饰色彩及纹样均有等差。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宋·舆服志》关于文武百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了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色彩的本来意义，被赋予了皇权神授和社会地位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等政治伦理的意义，对服饰色彩的使用方向与范围有了特定的意义。

3、近代色彩

近代色彩是中国传统色彩文化的第三个阶段，它是以民族吉祥意象为特征的

“多彩”阶段，这个阶段虽然时间不长，经过了不到100年的时间，但它带来的变化却是“翻天覆地的”。中华民族经历了数千年封建等级的压抑之后，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市民阶层的活跃，最终形成了以社会下层民众审美意识及情感意念为主体的，整合了封建上层贵族意识，并渗透了道教、佛教以及近代资本主义思想的中华民族共同的吉祥意念，诸如福、禄、寿、喜等主题，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吉祥图案。与之相适应的服饰色彩文化也必然表现为吉祥喜庆，浓郁艳丽，趣味盎然，主题鲜明突出。“红红绿绿，大吉大利”。人们为了达到喜庆吉祥的视觉效果，色彩讲究艳丽明快，追求火爆热烈，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服饰色彩文化的最鲜明特征。比如当新春来临之际，阖家团聚之时，鲜明的唐装与红红绿纱的剪纸、对联、福字、门神、年画及爆竹相呼应，这种喜庆热闹的氛围是近代中国服饰色彩文化最典型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