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超现实主义电影在中国

下面是我所知道的故事。

2002年，来自山西孝义的韩杰从北师大毕业了。某日，在一个地下电影的映后交流会上，他和那位导演一见如故，并在临走时留下了自己拍摄的学生作业。不多久，他便成了那位导演的助理，并在日后的电影拍摄中担任起副导演来。那位导演也是山西人，名叫贾樟柯，而他们那天看的电影《站台》讲述的也是一个和山西有关的故事。

在为贾樟柯做副导演期间，韩杰写了好几个剧本，但都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流产。直到他把目光对准故乡，对准矿难、大仙、游荡的青年等自己熟悉的对象，才终于有了处女作《赖小子》问世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Hello！树先生》。固然《Hello！树先生》在东北取的景，但它所展现出来的环境风貌其实和之前贾樟柯用一系列电影所构建的“山西想象”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随着该片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一举获得了三个含金量很高的奖项，年轻的韩杰也就此浮出水面，进入到主流媒体的视野当中。这无疑是一个有关“电影梦想”的励志故事，而巧合的是，“梦”的元素恰恰也是构成《Hello！树先生》这部电影的关键性零件。

这无疑是一部很奇特的影片，主人公“树先生”是小村子里一个游手好闲又不着调的小人物。在经历了现实生活中一系列肉体上的打击和精神上的摧残之外，他开始进入到自己的幻想世界里，却也因此阴差阳错的成为了乡里的预言家，受人尊敬。

电影的前半段，镜头直抵社会生活的最底层，聚焦的可以说都是微博上的热点话题，将矿难、陋习等阴暗面展现的淋漓尽致，在风格上被公认为“有着很深的贾樟柯印记”。但在对待人物最终命运的问题上，韩杰背叛了他的师傅，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又格外有趣的答案，让“树先生”摆出一副超现实主义的姿态将所有现实的苦难在笑声中化解于无形。

虽然韩杰本人说这部电影的创作是受了杨争光的小说《老旦是一棵树》的影响，但从视听语言、故事表现的角度来看，这个讽世的.寓言却在形态上更接近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在那部小说里，男爵正是经历了人世间种种挫折，带着一肚子怨恨爬上了树并发誓永不下来。电影里的“树先生”也是在看尽世态炎凉后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另一个国度，成了在中国的“男爵”。用超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对现实的无奈和悲哀，两部作品可谓是不谋而合。

不过超现实主义在西方有着根深蒂固的悠久历史，从绘画引申到文学，作为文学潮流虽然很快消退，但这股思潮形成的美学影响力却波及到了艺术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电影，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电影之父”路易斯?布努艾尔，而这家伙最近也在伍迪?艾伦的新片《午夜巴黎》里再度“现身”。他标榜“超现实主义是一场充满诗意的革命性和伦理性的运动”，可惜这场“革命性的运动”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没有发展起来。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文以载道”的传统经验和左翼电影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灌输的现实教育意义，令超现实主义电影长期缺失于中国电影的历史长河之中。我在网上看到有位北师大学生在论文《法国超现实主义电影和中国超现实主义电影的比较分析》中竟然堂而皇之的把武侠片作为“中国超现实主义电影”唯一可以提供的例证，在感叹荒谬的同时，也不得不发出对“树先生”命运的类似的感叹。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能在事事都讲究“源于生活”的中国电影里出现这样“先锋”（其实并不先锋）的表现手法，《hello！树先生》可以称得上难能可贵。（在这里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超现实主义并非完全脱离现实，而是要在超现实中发现更真实的现实，掌握此原则就可以将超现实主义电影同《太阳照常升起》之类超现实电影区别开来。）

跟很多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聊过，发现大多数人还是对“贾樟柯式”的前半段更为认同，而我恰掐最喜欢后半段的荒谬，特别是“树先生”搂着矿业集团老总说出的那番宏伟蓝图——开发月球。那一刻，我便想到了贾樟柯《三峡好人》里的那幢超现实的飞天的废楼。超现实主义从萌芽到长成一棵树，在中国电影里用了五年的时间。不过现在这棵树显然还不够茁壮，昨天去电影资料馆看尤里斯?伊文斯的封镜之作《风的故事》，荷兰电影大师居然可以把纪录片拍得充满超现实主义色彩，相比之下，中国电影人的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后文是我今年夏天帮NUMERO杂志做的一期韩杰的简短采访。

NUMERO：“树先生”这个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有原型吗？

韩杰：他是一个有意思的人，我的老乡，但实际上也并没有像树先生这样疯狂。其实这种形象的塑造是很多虚的和实的综合在一起创造出来的，包括阿Q之类的，都有共同的地方。

NUMERO：我注意到这部电影和你的第一部作品《赖小子》似乎有很多相同的元素。

韩杰：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是延续的。比方说在《树先生》里，“树先生”离开村庄时，他站在村口看那个村庄。《赖小子》里的三个青年离开家时，也站到村庄的远处看这个村庄。它是得不到的一种情感，我跟故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实际上在电影里是有体现的，就是说我经常想离开，但是又经常想回来。

在《赖小子》里面，那个年轻人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哪，一直在逃亡，然后突然被安排来了一个大仙给他们算算下一步怎么做。命运这个东西，经常被荒谬的事物所控制、所干扰，那么到了《树先生》我就完全把它发扬光大。这不是对迷信的放大，而是貌似迷信的背后，体现一种外在的中国式的文化问题。

NUMERO：《树先生》里更多的是你对家乡的生活体验，但为什么你把背景放在山西？

韩杰：《树先生》只是说我想换一种电影的空间，换一种地方色彩。我的经验是东北人特别善于表达自己，随便一句话他可以说的很幽默，我觉得电影应该有乐观的东西，它要比第一个电影《赖小子》更有趣，更豁达一些，所以就跑到东北看，结果超出了我的想象。

NUMERO：我觉得“树先生”哥哥这个人物在电影十分的出彩，特别像美国60年代嬉皮士的感觉，你是想通过他表达什么？

韩杰：很复杂的一种情感，一下子难以说清楚。它首先是这个家庭的一个过往的历史，我们总有过往的亲人是忘不掉的。具体到“树先生”的家庭来说，他的哥哥是80年代一个反叛青年的典型代表，他哥哥的这样一种形象，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回忆，从而衍生为他对80年代的一个美好的回忆。另外一层意思，他哥哥其实也代表了80年代无辜被夺去生命的人。它被定义为一个“流氓”，其实现在看根本不算什么，但当时的社会现象就是，流氓要么被抓了起来，要不就消失了，不知道去哪了，最后若干年以后回来已经年过40了。这都成为一种既美好又残酷的想象，也是一个家庭、一代人的历史和给80年代做的一个情感上的回顾。

NUMERO：这个电影给我感觉想反映的东西特别的多，比如说父子关系、家庭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

韩杰：总结成一句话来说，就是像魔方一样在扭动的一个社会对人格形成了一种挤压，产生了扭曲的人格，在这个魔方里面它有很多你看到的不同色彩。不过黑泽明他也说他所追求的力量是一个很简约的电影。作为我的第二部电影来说，确实这个电影有太多想表露的东西，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NUMERO：很多人都觉得王宝强在电影里面的表演应该拿一个影帝，最后这片子在上海电影节拿了三个奖，却独缺一个影帝桂冠。

韩杰：他已经是我心目中的影帝了，将来他还会有更好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只是成绩，实际上我并不看重这个成绩，我觉得更多的是拍一部电影，通过感情的投入，能有多少人在跟你产生共鸣。奖项这东西，我们讨论它的时候，它是一种坐标。它有一种游戏规则在里头，无关好坏。

NUMERO：但是很多文艺片的导演，会迎合电影节的规则，或者说是为了电影节拍电影。

韩杰：是，像高考似的，有些考生他会模拟，模拟的好他会拿很高的分，但他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学生是个好学生，一样的道理。但我认为为电影节拍电影，不值当。

NUMERO：那你拍电影的动机是什么？

韩杰：找到我的观众，我通过这个电影产生好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