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哲学意义

如果生命的意义是我们所创造的意义，那就得认识到我们的激情和计划有着致命的偶然性。它们没有任何必然性。实际上，我们自身也没有必然性。恰如加缪和乌纳穆诺两个论证的那样，我们的担当终究是有限的，对于“为什么”的问题不存在最终的答案，一切都结束于死亡。我们要求不朽，或与上帝同一。但悲剧是真实的、不可否认的，无论我们做什么、如何“飞跃”。

在这种准理性、特别存在主义的态度中，有某种既美好又病态的东西。向上帝或诸神挥舞着弱小的拳头，极其鲜活地突显了人性，既徒劳无功，又充满意义。当然，这些行为没有带来任何可想象的不同，改变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我们理性的、更为合理的哲学心灵会抵制这种荒谬的姿态，而简单地主张生命确实是有意义的，尽管这是因为深远的哲学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换句话说，生命的意义恰恰在于欠缺，在于不去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存在主义者最令人钦佩的地方在于，他们坚定地认为不可用哲学的毯子来掩盖最棘手的问题，也不可用哲学的镊子苛察它们。苦难与死亡都是真实的。我们计划最终的挫败，是不可避免的。爱不仅意味着失去的可能性，而且若不考虑那些浪漫的幻想，还意味着这种失去的不可避免性。我们试图把自己对生命的爱与在不安的哲学意识中对未来的恐惧，结合在一起。乌纳穆诺是对的。我们的激情永远无法逃避或超越理性。

在真实生活中，正义和理性都有其限制。在抽象层面上，我们可能坚持认为，德性应有奖酬，恶习该有惩罚，傲慢要有报应；但在现实层面上，我们知道生命并不公平，不幸也会落在无辜者和有德者身上。当然，恶行确实得到报应时，我们会有一种略带愧疚感的满足，而善行奇迹般得到奖酬时，我们也会感到无私的欢愉，但我们不会装作事情总是如此，或认为世界终究是公正的。此时我们所珍视的理性也就显现了其较为尴尬的面相：我们有能力也很乐意将它理性化。

面对巨大的人类悲剧，语词和观念似乎没什么作用。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又必须说些什么，即使只是安慰和同情，也至少意味着在努力去理解不幸，从中读懂某种意义。在此，哲学就有其实际的`好处了。人们难以相信，一个人信奉庄子却不受其影响。但是，如果哲学能对悲剧问题有所助益，也就能掩盖悲剧问题。理性太容易转变为理性化。我们无视一切理由和感受。我相信一些回应是适当、敏锐、哲学上正当的，另一些回应则是不适当、不敏锐、哲学上可疑的。如果我们想要试着把握悲剧，那就让我们从哲学上可疑的一个例子开始。

哲学话语中盛行的“最不利者”和“最糟糕者”这些措辞，不过是陈词滥调。从经验上来说，关于营养不良、疾病和贫穷的统计数据，总是要比一个受苦者的悲惨遭遇好忍受得多。比如，人们可以一直围绕统计方法进行争论，有效地转移对苦难处境这一可怕现实的注意。

当然，一个人可以有毫无意义的责任，但只有在更宽广的语境下，在一个人认可和接纳的担当和责任中，这种说法才有意义。

但若生命之所以被认为无意义是因为死亡，那永生会是个恰当的解救之道。但是，若生命的无意义是因为苦难的不可避免，那永恒苦难的生命确实是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