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汇编15篇

在现在社会，我们使用报告的情况越来越多，其在写作上有一定的技巧。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对写报告很是头疼的，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案件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案件调查报告1

20xx年4月X日，我局执法人员检查发现XX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XX服务区销售的“HXC”牌琥珀核桃仁配料表标注：“精选核桃仁、白砂糖、麦芽糖、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其中，抗氧化剂未标明通用名称，涉嫌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七)项的规定，为进一步查明事实，20xx年4月X日，由XX工商局XX分局分局长XX指定XXX、XXX负责调查，现已经调查终结，报告如下：

当事人：XX沿海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XX服务区

负责人：XXX

住所: XX县XX乡XX村

注册号:XX091000XXXXXX

现查明：20xx年X月，当事人以每袋9.10元的价格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40袋(1箱)“HXC”牌琥珀核桃仁，进货款为364元。购进后，当事人以16元每袋的价格对外销售。该核桃仁的生产批次为A20xx0824B67，每袋净含量70克，包装正面标有“添加适量 木糖醇 使原蔗糖含量更低”，背面标有“品名：琥珀核桃仁;配料：精选核桃仁、白砂糖、麦芽糖、植物油、食用盐、食品添加剂：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制造商：XXHXC食品有限公司”。20xx年4月X日，我局发现上述食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抗氧化剂未按规定标注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依法对当事人尚未销售的23袋“HXC”牌琥珀核桃仁实施扣押。截止20xx年4月X日，当事人已销售17袋，获销货款272元，尚未缴纳相应税收，获利117.3元。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

(二)、当事人提供对XX、XXX的情况说明，证明XX为XX服务区经理、XXX为XX服务区超市经营的身份;

(三)、当事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当事人委托XX、XXX处理相关事宜及具体委托权限;

(四)、当事人提供入库单1份，证明当事人购进上述琥珀核桃仁的时间、数量、进价、进货款、销售价、等事实;

(五)、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1份，证明上述批次核桃仁的购进时间、生产批次、进货数量、进价等事实;

(六)、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上述琥珀核桃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及我局依法扣押的事实;

(七)、与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的进货来源、销售价格、食品添加剂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八)、与X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当事人经销上述食品的进货来源、时间、进价、数量、销售价格、销量及食品添加剂标注：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九)、现场照片5张，证明上述食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标注为：木糖醇、香辛料、抗氧化剂的事实;

(十)、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XX谈话制作的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从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购进上述核桃仁的事实;

(十一)、XX、XXX、XX的身份证复印复制件及XX市XX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证明其身份。

调查人员认为：当事人从事食品经营，应该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但当事人未履行，客观上造成所售的“HXC”牌琥珀核桃仁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具体情况不明，影响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食用安全，依法应予处罚。

综上所述，当事人销售的上述食品的标签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构成了《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第(二)项所指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八十六条和市局《自由裁量权控制办法》的规定，建议对当事人作出如下处罚：1、没收非法所得117.30元;2、没收已被扣押的“HXC”牌琥珀核桃仁23袋;3、处以20xx0元罚款。

案件调查报告2

近两年， DVD专利纠纷硝烟弥漫。由于国内企业不掌控 DVD机的任何一项核心专利技术，一台均价 500元的 DVD，有 12家外资企业伸手要钱，总共每台需要交纳各项专利费用 20美元。国内各大 DVD生产商在巨额专利费的压榨下，已普遍停止传统 DVD的出口，大批传统 DVD的生产企业也纷纷倒闭。 DVD专利战还未平息，日前又传来中国 MP3企业在海外遭收专利费的消息，还未掌握 MP3核心技术的中国企业正受到知识产权和技术壁垒的双面夹击。类似的遭遇对于国内企业并不陌生，说来说去都是“知识产权惹的祸”。

保护和发展成为一对矛盾

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说，目前，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已经十分重要和紧迫，知识产权是创造成果的'重要资本。保护知识产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体现。通过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工作，推进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是体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高级人民法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当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态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把知识产权作为资本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尤其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例如在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重要问题上，美国和欧盟都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列为重要障碍问题。在国内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同样突出，有的已经严重威胁到某些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损害了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形象，进而对整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国民素质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

据了解，本市去年申请专利数超过了 8000件，今年申请量在全国排在第九，应该说，有了很大的发展。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实际是地区发展的一个标志。

　港口经济凸显知识产权重要

据了解，近 10年来，全市法院审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 20xx件，积累了较丰富的审判经验。其中“雅马哈”商标侵权案、非法使用天津开发区“ TADA”区域形象标识侵权案，“泥人张”、“十八街麻花”、“陈林”等老字号使用权纠纷案，电子部十八所锂电池技术秘密保护案，“背背佳”专利侵权案，河南拓普公司诉天津冶金规划设计院专利侵权案等典型案例，国内外主流媒体都进行了报道，体现了我市法院审判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能力的提高。

目前，我市法院依法受理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范围，已经基本覆盖了 WTO知识产权协议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确定的知识产权范畴所属的全部领域。

20xx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法院一审新收知识产权案件增幅在 30%左右，其中著作权、专利权和商标权三大类案件均呈明显上升势头，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今后一定时期内，知识产权案件数量持续增长的态势不会改变。

高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我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去年受理情况与全国的情况和趋势是基本一致的。至去年 10月，我市各级法院受理一、二审的知识产权案件共计 263件，比前年同比约增加 25%；其中专利纠纷 69件，商标纠纷 32件，不正当竞争 5件，著作权纠纷 142件，技术合同 13件，其他 2件。全市共审结 249件。

截至目前，我市知识产权案件总结起来主要有 6个特点：首先是，著作权及相关权利侵权案件明显上升，约占案件总量的 54%。其二，案件类型相对集中，著作权及相关权利案约 90%集中于广告侵权、盗版光盘、出版侵权这三类案件。在专利侵权案件中，外观设计专利侵权案占较大比例，约为 60%。其三，侵权诉讼请求赔偿数额增大。有的请求接近千万元。其四，出现了大规模起诉维权案件，有的权利人连续起诉几十件案件。第五、出现了一些新类型案件，如请求确认驰名商标案件、娱乐场所、酒店业务播放 MTV和背景音乐侵权案。这些案件影响较大，涉及面广。最后，当事人往往涉及知名企业、科技人员、文化名人等，案件社会影响大。

问题暴露引发知识产权维权高潮

我市知识产权数量和类型虽总体上升，但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相比，案件类型和数量均较少。这在不同角度反映了不同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和经济秩序情况。

通过案件分析和调查，我市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主要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少数优秀企业因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受损，而相当一部分企业因侵权和不正当竞争从中受益，只有

少数优秀企业积极维权。第二，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特别是刑事保护方面，打击力度还有差距。知识产权侵权所获暴利和其他商业利益，引诱屡屡发生侵权案件。如在著作权保护领域，盗版侵权书籍、盗版光盘问题突出；在商标权保护领域，销售冒牌商品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使百姓购物缺乏安全感。第三，由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宣传普及不够，一些企业分不清合法竞争与非法竞争的界限。某些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甚至成为商业经验传播。第四，在市场经济信用机制尚未健全，商业信用普遍不高的情况下，许多实际利益问题，淡化了企业维权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意识，减弱了维权信心。

高院民三庭负责人介绍，为配合全国保护知识产权专项行动，维护我市良好的法制环境，日前，我市法院对侵权纠纷案件的打击力度加强了，例如公布一批侵犯知识产权典型案例、加大了对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力度、定期开展诉讼服务和法律咨询，支持知识产权权利人积极维权等多项工作。

案件调查报告3

(一)调查目的

立足于研究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特别是法律援助)的现状与改革在研究整个中国司法问题所具有的特别意义上，基层社会和基层政府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整个国家的地基，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一直是中国政府治理策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之一，基层司法构成我国司法制度的基础和主体(法律规定基层司司法局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基层司法所管辖的法律援助案件为主要且经常的法律援助案件)。在司法专业化与司法民众化的冲突/双重困境中以及强大的诉讼积案压力下，寻求建立为当事人提供充分、适当、可供选择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为简单、小额的案件提供低廉、快捷的法律服务，亦即“获得正义”(accesstojustice)是当代世界普遍面临的重大课题。在中国这种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巨大并且不断增大却又实行单一制政府结构形式的大国，如何为占中国人口主要成分的基层老百姓特别是广大农民提供符合其经济、文化层次需求的有效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一方面直接关系到基层纠纷的解决和基层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作为“标准模式”的诉讼结构是否能够在我国社会里找到确实适合的土壤、并真正地扎下根来这一重大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在尚未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阶段面临后现代社会的冲击能否作出适时适当的回应。

本课题所指的“基层”是以中国行政和司法建制为标准，指县级层次上的县(市、区)，以及它们的行政下级(乡、镇、街道办事处)和司法派出机构(基层司法所)所辖的区域;本课题所称的“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本课题所考察的基层法律服务所，是指设在乡镇(街办)主要为本辖区的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的组织。限于本课题的具体目的性和政策指向性，我们选取了在中国基层社会占据重要市场目前正面临着或存或废或发展或衰败命运的基层法律援助中心和基层司法所为窗口，以考察和评价这个特殊群体为基层老百姓所提供的上述法律服务为切入点，观察其在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同时通过考察在其沿革和演进过程中，与之构成职能交叉、隶属或管理、或竞争关系的国家行政机关(司法局)、国家司法机关(基层法院及其派出法庭)、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性法律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从而透视我国整个基层法律援助体系的现状和走向。这种定位的现实根据是，官方文字资料分析和实证考察结果都表明，中国基层至今为止并未明确或完全区分“司法”职能(及其主体)与行政职能(及其主体)、政府救济与社会自治性救济，而基层法律服务所与上述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更是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结关系。

具体的调查目的又可分为以下几个:农村基层政府:这里的基层政府包括司法与行政两部分，主要是指县一级和乡一级的政府机关和司法派出机构，主要调查它们在一些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起到的作用与影响。

乡土道德伦理:这里的乡土伦理不仅仅包括费孝通先生的“无讼”、“差序格局”等，还需要具体的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分析，进而来看这些乡土的道德伦理对于农民维护自己权利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与基层政府运作的关系等。本次调查将围绕着农村的基层法律援助制度以及法律援助与基层政府以及乡土道德伦理的关系而展开,主要调查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状况,遇到的困难,基层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于法律援助制度的态度,以及农村传统观念对于法律援助制度实施的影响等。

(二)调查方法

在课题给定的三天期限内，我们选择以地方性文献调查为基础，对几个有代表性的考察点进行解剖，以大致掌握法律援助的发展脉络及其在所在地区的整个法律服务体系(包括基层法院、人民调解、仲裁、律师、公证等)中的位置，最后综合运用不同路径获得的信息，使之相互印证而获得完整结论:

1、文献资料的收集、阅读和分析

基层法律援助事业从成立、发展、繁荣，到变革的命运。通过收集、阅读和分析记载这一历史演变过程的现有文献。

2、实证考察与信息的获取和使用

由于现有文献资料所能够提供的信息存在多方面的缺陷，资料的残缺、笼统、抽象、以及资料获得渠道的官方性和主观性，都妨碍了对于目前法律援助站获得全方位的了解。为此，我们在罗田县选择了1个考察点，进行深入、具体、微观的观察和解剖。这个考察点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的代表性或典型性(虽然它们也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某些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基本相似的地区的典型特色)，而在于它们是整个中国基层法律援助站的缩影。我们希望在通过文献资料了解基层法律援助站的全面的(全国的)、宏观的和基本的(笼统的)状况-特别是了解其发展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面对中国如此之大、法律援助站如此之多的背景，利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进行个体分析，也许能够从差异性中找到中国基层法律援助站的某些共性，观察中央政策和改革者的意图在现实中得以执行、抑制或变异的程度和原因，从而为新的决策提供一个自我检讨的视角。

3、考察范围

进行实证考察、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研究对象，即乡镇司法所，行政主管机关即县(或市)司法局(主要是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提供服务的主要场所(主要是竞争对手和改革者预期的替代者即律师事务所。)和作为法律援助主体的人民群众。

4、考察路径与方法

在中国的基层调查，必须正视被调查对象的文化素质不高和缺乏社会调查常识的现实，这种局限使我们限制了对书面调查方式的使用(比如问卷调查)，而更多依赖于面对面的直接交谈(包括座谈会和个别访谈)，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能形成互动式的交流从而保证对情况的真实而准确的了解，并使调查者能获取很多宝贵的感性信息和附带信息，但此种方式无法具有书面调查所具有的系统、面大和高效率的优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采用了综合性的考察方法，并使信息之间相互印证，包括:阅读当地文献资料、座谈会、问卷调查、实地/参与观察、个别访谈、考察对象按照课题组的要求直接以书面方式叙事。

文献资料是对历史的现实表达和对现实的历史记载。不过我们在使用文献资料时进行了比较谨慎的分析，理由在于:此次调查的目的是反映一个基层政府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现状，这对于那些长期以来并不为社会、上级和和学术所关注的默默无闻的群体而言，在心理上是不排斥也勿须掩饰的，因而他们在提供书面材料上可谓是“倾囊相助”。然而这些年度总结报告是作为年度向上级反映工作成绩的载体，所引述的大量数字可能存在水份。调查组曾专门就这些数字的统计方法询问过有关职员，我们获得的答复或者模凌两可或有意回避，或者直白地告诉我们:这些数据并不都是真实的。因此，这些数据和根据这类数据获得的官方全国性统计数字都不能成为形成我们结论的依据。然而，这些虽不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数字却在某些层面上提供了发掘出真实、有用的信息渠道或线索，至少，在中国各界统计数字(包括司法统计)都存在相似问题的状况下，这些数据在评价法律服务所在整个基层法律服务体系中的相对位置和角色时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座谈会是我们调查所采取的最主要方法。由该地区司法局组织的座谈会，也邀请各个律师所的代表、负责法律援助的司法局官员或律师参加，由他们介绍本部门或本单位或本人的基本情况的过程中，调查组不断插话，有针对性地提问，并启发其他与会人员的积极讨论。这种方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从整体上把握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且由于与会人员一起讨论，相互提醒、启发、补充和纠正，形成对事物的全面而准确的认识。对于调查者的提问，常常在与会者七嘴八舌相互补充或纠正中获得圆满答案的，调查者则往往通过现场对提问的反应程度来判断这一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此外，我们在小范围内的随机性拉家常式的座谈会-甚至在吃饭席间-所获得的信息，往往能够弥补正式座谈会上没有机会表达或不愿当着领导和同事的面公开提供的信息。

5、个别访谈

在通过座谈会对被调查对象及其一般性和共同性的观点获得基本和大致了解之后，我们随机选择了一些基层司法所个别访谈，特别是对从事过法律援助的司法所长的调查，主要是以个别访谈的方式进行的。不过，由于时间成本的限制和联系当事人的难度，本次调查所进行的个别访谈对象的数量和类型都无法保证其代表性，所以个别访谈获得的信息只能成为其他信息的一种印证。这种印证由于调查者直面消费者(实际上也正是本项目预期的行动对象)进行考察，因而对于项目结论的合目的性特别重要。

案件调查报告4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渐提升。离婚案件的增多给家庭的稳定带来了冲击，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基于此，笔者针对目前离婚案件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婚姻状况，分析离婚案件突出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一、离婚案件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xx—20××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xx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xx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xx-20××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年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作为司法机关，要清楚离婚案件始终，确保正常婚姻关系的延续，对此，要加强诉讼调解工作。

1、审查案件事实，找出案件争议焦点；

2、倾听当事人诉讼，找到当事人的问题结症所在；

3、剖析当事人举证材料，找出矛盾来源，分清过错方；

4、通过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化解当事人内心矛盾，以双方言和为目的。

（三）加强司法宣传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强普法节目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释工作，不断深化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对婚姻的重视。司法部门要坚持开展“公正司法为民”的活动，通过庭审讲法作为平台，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贴近群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法理，树立人们对正确婚姻家庭观念的理解，端正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5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婚姻家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离婚案件在民事案件的比重也逐渐提升。离婚案件的增多给家庭的稳定带来了冲击，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这样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更加突出，影响了和谐的社会秩序。基于此，笔者针对目前离婚案件进行调查，通过了解婚姻状况，分析离婚案件突出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有效的建议。

一、离婚案件调查情况

本次调查报告主要就我院20xx—20xx年5年内的离婚案件进行调查，具体调查情况如下：

（一）离婚案件占民事案件比例

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486件，其中离婚案件142件，占总案件的2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24件，其中离婚案件186件，占总案件的35%；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16件，其中离婚案件205件，占总案件的39%；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576件，其中离婚案件269件，占总案件的46%；20xx年共受理民事常规案件611件，其中离婚案件312件，占总案件的51%。

（二）离婚案件处理方式

20xx年：判决56件，调解79件，撤诉7件；

20xx年：判决48件，调解126件，撤诉12件；

20xx年：判决49件，调解144件，撤诉12件；

20xx年：判决76件，调解179件，撤诉14件；

20xx年：判决91件，调解197件，撤诉24件。

（三）离婚案件当事人年龄分布

20xx年：20-25岁35人，25-30岁72人，30-35岁24人，35岁以上11人；

20xx年：20-25岁42人，25-30岁94人，30-35岁32人，35岁以上18人；

20xx年：20-25岁69人，25-30岁95人，30-35岁23人，35岁以上13人；

20xx年：20-25岁84人，25-30岁116人，30-35岁36人，35岁以上33人；

20xx年：20-25岁137人，25-30岁114人，30-35岁人34，35岁以上27人。

（三）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

20xx年：男84人，女58人，女性占40%；

20xx年：男102人，女84人，女性占45%；

20xx年：男96人，女109人，女性占53%；

20xx年：男93人，女176人，女性占65%；

20xx年：男85人，女227人，女性占72%。

二、近年离婚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从离婚案件占民事常规案件的比例来看，离婚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在民事常规案件中的比例已经超过50%，说明当前离婚问题日益突出。

（二）离婚案件处理恰当

从离婚案件的处理方式上看，虽然判决案件数量有所上升，但是从其在整体案件中的比例看，是有所下降的。而通过调解方式处理离婚案件占主要部分，且呈上升趋势。这说明了在离婚案件中有效的贯彻落实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政策，有利于社会和谐，从而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三）婚姻低龄化

从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年龄分布来看，20-35岁年龄段的离婚人群较多。从20xx-20xx年间，该年龄段人群离婚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婚姻出现低龄化。

（四）女性离婚比例攀升

从离婚案件原告方男女比例分布上看，20xx-20xx年间，女方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的比例持续攀升，至20xx年，女方作为原告的离婚案件已经超过70%。这也说明了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逐渐提高，及其法律意识的增强，更加注重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形成目前离婚情况的主要原因

离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受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习俗的和当事人的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但从离婚的现象看，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深入探究它的本质却是共同的，那就是感情确已破裂。而导致感情破裂的原因，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感情基础不牢靠

离婚案件中多是青年夫妇，他们婚前恋爱时间短，相互了解不够，从而因为一时的情投意合而草率结婚，婚后矛盾日益突出，又缺乏合理有效的沟通，考虑问题不全面而轻易离婚。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为例，他们接触异性的机会大，父母无法在身边监督，这样的恋爱自由产生草率同居的副作用，随之而来的是“闪婚”、“闪离”。在社会调查中，离婚案件中婚前恋爱时间不满一年的占19%，表示后悔草率离婚的占68%。

（二）经济问题突出

婚姻是组成家庭的必要程序，而家庭则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旦经济基础不稳定，那么家庭、婚姻也会随之出现裂痕。目前，因为缺少充实经济来源而离婚的夫妇越来越多，他们对于物质条件的需求也逐渐提高。这种类似于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经济活动，如果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很容易导致婚姻破裂。

（三）婚姻质量要求较高

由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冲击，婚前所向往的婚姻生活，在婚后成为泡影。人们过高的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却又无法调和现实中的矛盾与冲突中，使得婚前婚后反差太大，而对婚姻失去希望，从而选择逃避，选择离婚。

（四）女性地位的提高

在以前，女性社会地位低下，是社会中的弱者，今天，她们敢于发泄心中的不满，集中表现因男方问题而导致离婚的情况显著、普遍。离婚男性问题主要有大男子主义、存在婚外情、嗜酒赌博习惯、婚姻暴力等方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男性旧思想没有转变，视妻子为附属品，从而在婚姻关系中不平等对待。随着社会对妇女问题的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逐步得到提高，她们有权为自己做主，已经不需要通过自己的低声下气去换取不值得付出的婚姻了，面对男人的种种罪行采取“零容忍”。

四、有关离婚案件调查的建议

经过对离婚案件的调查，我们应该以维持正常和谐的婚姻生活为己任，通过夫妻双方的相敬如宾与司法部门的有效调解，减少离婚事件的发生率。对此，有以下几条建议：

（一）避免草率离婚

婚姻并非儿戏，在产生离婚念头的过程中，要全面进行考虑。婚后一至二年是最容易产生离婚案件的婚姻危险期，在这阶段，双方要多加强婚后交流、沟通，产生矛盾后要相互谦让、包容，既要看到对方的优点，也要检讨自己的不足。不要一有感情问题，就贸然办理离婚手续，或许可以采用试离婚的方式。

（二）加强诉讼调解

作为司法机关，要清楚离婚案件始终，确保正常婚姻关系的延续，对此，要加强诉讼调解工作。1、审查案件事实，找出案件争议焦点；2、倾听当事人诉讼，找到当事人的问题结症所在；3、剖析当事人举证材料，找出矛盾来源，分清过错方；4、通过讲法律、讲事实、讲证据，化解当事人内心矛盾，以双方言和为目的。

（三）加强司法宣传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充分利用电视台、广播等新闻媒体加强普法节目的宣传力度，尤其是要做好《婚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的法律解释工作，不断深化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提高对婚姻的重视。司法部门要坚持开展“公正司法为民”的活动，通过庭审讲法作为平台，落实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贴近群众，用人们听得懂的语言阐释法理，树立人们对正确婚姻家庭观念的理解，端正当事人的诉讼目的。

案件调查报告6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大，城镇经济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农民工群体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现阶段我国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障缺乏，特别是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较为突出。建筑行业(含交通道路建设)的从业人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工，解决好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是关系农民工切身利益、关系社会稳定、关系社会城镇化发展、关系社会经济长远发展的问题。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问题，近日，笔者针对我市市本级20xx年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的投诉、受理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探究，形成了如下报告：

一、基本情况

据统计，20xx年市本级人社部门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42件，清欠农民工工资1557万元，涉及农民工1680人。处置欠薪事件18件，涉及农民工1239人。

二、基本特点

(一)拖欠工资主体主要集中在建筑业

从市本级投诉人的从业行业看，建筑业投诉涉及1520人，占投诉涉及总人数的90.48%。建筑业以体力劳动为主，行业进入的门槛低，适合于文化程度偏低的青壮年农民工，这个行业也是拖欠农民工工资最严重、最普遍的行业。

(二)投诉涉及人员劳动合同覆盖率低

20xx年，xx市本级接到投诉的涉及人员基本上都没有具体的劳动合同，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发生劳务争议时很难提供必要的依据作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三)群体性案件发生的比例较高

在市本级受理的被拖欠工资的案件中，群体性的欠薪案件发生比例较高，20xx年共立案42件，造成事件的有18件，占所处理案件总数的42.86%。建筑行业农民工，以乡土地缘为纽带形成各个作业班组，一旦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乡土人情往往会使得他们趋向于走在一起，共同讨薪。极个别人员采取堵路、泼汽油、到政府部门x等极端方式讨薪，从而酿成事件。群体性案件容易导致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产生原因

(一)农民工维权意识不强。农民工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不少人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由于农民工求职心切，在受雇用时不知道要与老板签订书面的合同，常常仅是以口头形式和老板约定相关合同。一旦发生纠纷，农民工不能提供合法有效的证据，在法理上很难取得有利对待。

(二)建设单位(业主)、施工单位的资金链出现问题。20xx年受银行信贷政策调整及国家限制购房政策的影响，部分建设单位和企业融资困难，流动性资金不足，直接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建筑工程项目层层转包、违法发包情况严重，个人承包者无能力支付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建筑工程应当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承包单位，并要求企业将工资直接发放给农民工本人，严禁发放给包工头或其他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和个人。目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工程项目的施工单位一般都是以包代管，将工程劳务发包给包工头，一个工程项目经过3-5次的转包普遍存在。由于包工头资金不充裕，承担风险的能力差，一旦出现包工头之间因结算存在争议或资金不及时到位，或者施工企业将工程款交给包工头，让包工头发放农民工工资，但包工头卷款逃跑工程等情形，都会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四)承包建设者为了扩张经营规模，承揽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适应的工程。工程项目的拨款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而且只能按照合同规定的节点拨付工程款。建筑公司采取层层分包、转包的方式要求包工头垫款施工。在承建单位资金不充足的情况下，只能拖欠包工头的工程款，包工头又将风险转嫁到农民工身上，形成恶性欠薪的循环。

四、对策及措施

(一)广泛宣传，营造和谐劳动关系的氛围。各级政府和机关部门应高度统一思想认识，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在街道、社区、网络、电视媒体等方式宣传，内容紧贴企业主和劳动者关心的内容，引导企业严格遵循《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提高企业管理者的法律意识，切实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和谐发展。

(二)建立劳动者维权援助制度，提高劳动者增强维权意识。建立完善劳动者维权免费法律援助制度。各级政府应当增加就业培训的投入，举办各种针对务工的各种就业培训及法律普及培训，增强劳动者的法律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同时还应当尽可能的`收集相关就业及工作信息，以及在就业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应对措施，特别是当工资遭受拖欠时，一定及时找相关工会或劳动部门解决，如不能及时取得应得的工资，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起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高度重视，整治非法、违法分包行为。一是成立工程专项治理整顿领导小组，制定整治方案，分步实施。二是调查摸底，造册登记。对辖区内在建工程的基本概况、在建企业情况、违法违规事实等一个不漏登记在册。特别是弄虚作假，骗取工程的;不具备与工程建设相符的施工能力，经多次督促整改仍无改观的;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的等要详细登记，表述清楚。三是明确职责，查处到位。只要认定为转包和违法分包的，一律视为无效。若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整顿等措施。四是严格工程项目的审批管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项目企业不再审批新建项目。五是严格工程招投标和工程担保管理，对没有按期完成清欠任务以及发生新拖欠的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各部门一律停止其新项目的招标投标。

(四)建立健全企业信用机制。要建立健全严格的信用管理机制，完善各行业特别是建筑市场不良信誉记录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健全企业劳动保障诚信公示制度。对各个企业实行工资支付重点监控制度，对容易发生拖欠工资行为的重点企业和单位，专项登记造册，专人跟踪监控;被监控的用人单位要每月定期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书面报告劳动用工、工资支付、劳动合同管理、社会保险等情况向劳动保障部门申报，由劳动保障部门按照合法、科学的评定标准进行评定，对劳动保障诚信示范企业和企业劳动保障失信行为通过一定的信息平台予以公示，对多次拖欠工资或拖欠数额巨大的用人单位要在政府网络和新闻媒体公布，向社会曝光。

(五)明确职责，建立健全拖欠工资齐抓共管机制。加强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联动配合，形成齐抓共管态势。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是劳动执法的主体，但是劳动执法并不是完全独立的，需要其它执法部门和职能部门的配合，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涉及面广，复杂多变，仅靠劳动监察部门的力量，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因此要加强与各部门的协调，坚持多沟通、多联系、多配合，使各部门在工作中增加理解，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多职能部门的作用，推动劳动保障监察工作。如：建设行政部门要按照标准严格把好建筑施工企业进入建筑市场关，杜绝不够资质、没有经济实力的建筑企业承建工程，严肃查处建筑工程非法转包、分包、等违法行为。对建筑施工企业发生拖欠劳动者工资等违法行为导致集体停工、罢工或集体上访等事件的，实行“一票否决”，不得以任何形式参加新项目的投标，并给予相应的企业资质处罚;取消或降低资质等级;经贸、招商等部门要对新办企业严格审查，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无故克扣、拖欠工资的企业，不予办理工商执照年审等。

(六)在建筑工地推行“一卡通”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的发放。施工单位和分包单位在工程开工前，应当到银行办理“一卡通”农民工工资专户，并根据实名制用工信息为农民工办理“一卡通”工资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承包合同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工程进度款，工资性工程款必须按月支付。建设单位按照工程进度或工程量每月将工资性工程款存入施工总承包企业在银行开设的“一卡通”工资专户;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当按时足额将农民工工资通过工资专户直接拨付到农民工本人工资卡或者专业承包企业、劳务分包企业的“一卡通”工资专户，并监督专业承包企业和劳务分包企业通过工资专户将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拨付到农民工本人工资。

(七)依照法律规定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份子坚决打击。人社部门及相关单位应认真贯彻执行xxxx自治区人社厅、公安厅、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的《关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涉嫌犯罪案件移送的规定》，规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处理“恶意欠薪”案件，增强法律的震慑力，保障农民工权益。在打击不支付报酬犯罪分子的同时，坚决遏制农民工恶意讨薪。各部门在解决拖欠问题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于极少数企业或一些不法分子弄虚作假、伪造拖欠证据索取不当利益，或为达到其他目的，以讨薪名义，敲诈勒索，制造事件，给社会带来负面、甚至恶性影响的“不法讨薪”行为，要予以曝光并严惩;触犯法律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案件调查报告7

调查目的：了解企业工伤认定的现状，对工伤激增的原因及工伤结案的情况进行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调查对象：运城市xxxx公司职工

调查方式：本报告采用职工走访、收集材料等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xx月xx日我在运城市xxx公司，通过与人力资源部、安全环境部以及车间现场与职工口头交流，调查发现工伤事故频发，工伤认定案件争议较大。

调查地点：运城市xxxx公司

调查结论：工伤认定行政案件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工伤事故在大量产生，工伤认定的行政诉讼和工伤赔偿仅仅是事后的权利救济，其审理的公正与高效固然重要，但都不如从源头上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更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前言：我于5月10日至7月10日在运城市xxxx公司就职工工伤认定案件问题做出调查，笔者发现，如何进一步保障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动者的待遇水平，已成为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令人深思。本文将重点分析其中几个较为普遍发生的法律问题，希望对解决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有所借鉴和启迪。

我国的工伤认定制度建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建国后第一部专门性的涉及工伤认定方面的法律。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当时经济结构单一，政企不分，企业承担了大量的社会职能，因此是否构成工伤是由企业进行认定的，并主要由企业给予相应的工伤待遇，形成国家调剂与企业责任相结合的模式。工伤保险制度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进一步扩大了工伤保险的范围，随着20xx年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出台，目前已基本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伤保险体系。 20xx年至20xx年，我区法院受理该公司工伤认定行政案件8、15和29件，案件数量增长幅度较大，远远高于同期行政案件增长的速度。

（一）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数量激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该公司共有职工五百余人，庞大的劳动者群体，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大量的劳动争议，从而引发越来越多的行政诉讼案件。

2、企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同时有时忽视对劳动者的安全保护，使得工伤事故频频发生，导致工伤赔偿案件的数量激增。而工伤赔偿纠纷的完结离不开对工伤的认定，由于有关工伤认定条件的法律规定比较抽象，而伤亡事故发生的情形却千变万化，造成劳动行政部门在进行工伤认定时标准不易把握，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论争议较大。另外，用人单位与职工之间利益相对，不论劳动行政部门作出何种工伤认定结论，总有一方当事人会提起诉讼。

3、某些职工的安全生产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从企业的角度看，不少企业只图抓生产效率，不重视企业的生产安全，既忽视对职工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也缺少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和制度建设。

4、劳动者的维权意识逐渐增强。随着我国法制环境的逐步改善，法制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劳动保障部门和法院救济劳动者实际案例增多，劳动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在发生事故以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二）工伤认定案件的结案情况20xx年至20xx年该公司的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被告的败诉率约占全部案件的10％左右，工伤认定行政机关败诉的原因主要有：

1、认定结论的事实证据不足。在不少案件中，行政机关未能充分核实相关证据，未能严格把握“用人单位否认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这一原则，在缺乏充分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事实认定结论，导致被法院判决败诉。

2、认定程序违法。少数工伤认定行政机关执法水平不高，程序不够规范，包括没有履行好相应的告知义务，没有进行必要的`证据审核，超过法定期限作出认定等情形。

3、判断标准与法院不一致。工伤情形复杂多样，认定结论标准不一。虽然《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用列举方式规定了可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若干种情形，但从审判实践中遇到的情况来看，工伤情形远远不止这几种。有的是法律规定所没有涵盖的，有的是法律原则规定下尚未具体明确的。由于现实生活中工伤情形的复杂多变、千差万别，再加上现有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不具体，使得在工伤认定和案件审理过程中，职工、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以及法院虽然对伤亡事故的客观过程并无异议，但对该伤亡是否符合工伤认定的条件认识不一。

4、从工伤认定行政案件审理中发现的工伤保险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工伤认定的模糊地带较多，认定标准难以统一。不同的劳动行政部门对相类似的伤亡情况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认定结论，不同的法院对相类似的认定结论也可能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比如职工未经单位安排或受人邀请，擅自操作他人负责的机器而受伤，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认为只要职工从事的工作无损于用人单位，就可认定为工伤，而有的行政机关和法院却认为职工从事的不是本职工作，不应作工伤认定。又如职工在上班期间中擅自外出干事造成的伤害，应不应该认定为工伤，法律规定与现实生活的差距，加大了案件承办人对法律理解适用的自由空间，也造成了当前工伤认定及案件审理的难题。

5、在可作为裁判依据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条文规定方面，涉及工伤界定的主观因素过多，弹性太大，缺乏确定性标准，如《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二项“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况，哪些是“有关”、哪些是“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有着较广的含义。工伤认定行政案件情况复杂多样，而法律规定的认定工伤的条件又单

一、抽象，比如对什么是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这就给具体案件的承办人主观上理解和适用法律留下了较大空间。当行政机关与法院对案件的事实认定与法律理解不一致时，就会造成行政机关败诉率居高。

（三）相关意见与建议对于工伤事故，固然需要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和民事救济等事后救济措施,但预防问题更为重要。如何加大工伤预防的力度，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转变工伤保险立法的指导思想，将现行工伤保险制度的消极、被动经济补偿的指导思想，转变为积极主动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这样既可以有效地保障劳动者权益，也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减少工伤保险支出，减轻企业的负担。

2、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常态化的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把其落到实处，同时还要加强劳动监察和加大工伤保险金的收缴力度，确保用人单位按时、足额地为职工交纳工伤保险金，使工伤保险救济能切实兑现。另一方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及时、准确、合法地作出工伤认定结论，落实工伤保险待遇，避免不必要的诉讼案件发生。

3、加大对企业安全生产检查的力度，对企业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安全生产检查，促使企业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采取强有力的安全防范措施,改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要求企业建立安全生产的各项规章制度并将督促落到实处,对于出现工伤事故较多的企业，直接追究其负责人的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同时在制度上对安全生产条件达标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激励。

4、加强对职工的技术培训和安全生产教育，提高职工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加强职工的安全学习,确保持证上岗,按章操作,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伤事故的发生率。

5、切实保护劳动者的休息权利。我在调研中发现，相当部分的工伤事故是由于劳动者疲劳操作造成的，因此，确保八小时工作制的落实，严格限制超时加班，保证劳动者合理的休息权。

案件调查报告8

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案件，在审判实践中还存在着很多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根据上级法院的安排，我们近期对泰安市两级法院审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情况进行了专项调研。我们采取走访、统计、研讨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专题调研，走访了驻泰三大证券公司，召开了有资深律师、证券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及特点

（一）我市两级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基本情况

截至20xx年3月，我市两级法院共计受理委托理财类案件6件，其中，委托买卖股票纠纷1件，因委托理财合同而引发的财产关系损害赔偿纠纷2件，一般委托合同纠纷2件，信托合同纠纷1件。在这6件案件当中，已经审结的2件，正在审理的4件。

（二）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及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我市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总体上呈现以下特点：

1、案件的数量较少但标的较大。从案件总量上看，与全省其他地市相比，我市两级法院受理的委托理财纠纷案件数量较少，但是，该类案件总标的达到1.65亿元。

2、案件多发期在20xx年之后。在6件委托理财纠纷中，只有泰山区人民法院受理的1件委托买卖股票纠纷系发生于1996年，其余案件均发生于20xx年之后，这是由于股市长期低迷，在20xx年前后发生的一些委托理财合同中约定的收益无法兑现，导致当事人发生纠纷，从而成讼。

3、案由较多，不统一。现在委托理财纠纷并没有统一的类案由，我市法院受理的此类案件，在确定案由时也不统一，如有的定成委托买卖股票纠纷，有的定成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的定成信托纠纷，还有的定为一般委托合同纠纷。

（三）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委托理财纠纷的概念不够统一规范，比较模糊。这直接影响了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受理与审判；

2、审判委托理财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不足，判决缺少统一尺度。由于实践中对委托理财合同的'性质仍存在较大争议，加之委托理财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有名合同均不甚相符，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很少能找到适用于此类合同纠纷的法条，加大了案件的审理难度。

二、关于委托理财的概念

委托理财的概念，在实践中比较模糊，不够清晰。而由于委托理财现象比较复杂，因此对概念的界定，实际上决定着法院受理委托理财纠纷案件的范围。因此，委托理财的概念是我们首先需要予以明确的。有人提出将委托理财定义为客户将其资金交付给管理人并由后者将该资金投资于证券、期货等交易市场或者以其他金融形式进行管理，所获利益由双方按照约定进行分配或者由管理人收取管理费的活动。这里强调金融性质显然是从委托投资的对象及管理方式而言，而非指委托投资的主体，并排除了非金融性的经贸、实业投资及其委托管理。所以，这一概念没有涉及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将国债、股票或期货合约等作为合同标的的情况，因此有些偏颇。还有观点认为，委托理财是委托人与受托人约定，由委托人将其所有或募集的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交由受托人掌管，并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从事营利性投资经营活动，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行为。委托理财活动必须在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资金账户，通过证券或期货经营机构方可进行。这一概念基本上揭示了委托理财的实质，但却忽略了现实当中存在的以实物资产作为理财对象的情况。

我们认为，委托理财，实质上是一种投资委托管理或资产委托管理的行为。严格地说，“委托理财”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而只是金融业界的习惯用语。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用语，它包含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委托理财现象。委托理财合同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委托理财合同泛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不动产）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而狭义的委托理财合同仅指委托人将其拥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金融资产（如货币、票据等）委托给受托人从事投资管理活动的合同。以受托资产的种类为标准，委托理财可分为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和非金融性资产的委托理财。金融性委托理财合同纠纷，是指因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委托人将其资金、证券等金融性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在证券、期货等金融市场上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组合投资、管理活动所引发的合同纠纷。我们所说的委托理财纠纷，就是指的此类纠纷。

案件调查报告9

一、问题之提出

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样就使得原本活跃于各地少年司法实践中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以下简称“社会调查”）正式被立法机关采纳，也正式以法律规范的形式融入到少年司法制度之中。从原本散落于各处的法律法规到如今法律层面上的正式规定，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国的少年司法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适用经验，这对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完善有着重要意义。虽然新刑诉法对社会调查作出了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规定仅仅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社会调查的主体和社会调查的内容，但对于社会调查报告所应具有的法律属性却没有明确规定。如果不能明确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就会使各地司法机关产生不同的理解，进而制定出不同的实施细则。这样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破坏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削弱此项制度所应该具有的实用性。例如，有的司法机关将其视为证据，可以在审理阶段进行质证；而有的司法机关只将其视为量刑参考意见，由法官自由裁量。不同的属性自然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因此如何在现有法律规制的条件下界定社会调查报告属性，是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需要首先突破的难题。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不同界定及评析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源于实践，其在施行初期并无普遍性法律的规制，所以各地司法机关对其法律属性的认定并不相同。例如河南省兰考县法院将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允许诉讼参与人提出质疑，然后由社会调查员进行解答。而江苏省的部分法院将社会调查员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对待，赋予其类似鉴定人的诉讼地位。随着社会调查司法实践的不断发展，其在少年司法中所扮演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其研究也越发深入，总结各地的司法实践经验，学界大体上将社会调查报告界定为三种不同属性：即品格证据说、鉴定意见说、量刑参考说。

（一）品格证据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较为普遍，其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也就是指未成年人的人格调查或是品格调查，而调查的主要内容便是未成年人的“人格”或是其“品格”，所以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为品格证据。之所以认为社会调查就是品格调查，主要是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来进行考量的。因为品格是人身危险性的重要表征，“通过考察行为人的人格特点并加以科学分析，才能使人身危险性的评估更加准确、可靠”。那么为何要考虑人身危险性这一要素呢？这主要是和社会调查的目的有关。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的理论基点在于刑罚的教育感化功能。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心理状态往往不够稳定，而且自制能力差，加之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所以其大多是出于偶然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比如因心血来潮、一时冲动等，他们所实施的犯罪并不一定都是有预谋和有计划的，因此大多数未成年人罪犯并非“罪大恶极”者。少年司法方针主要是考虑如何教育并改造未成年罪犯，这里就要放弃刑罚传统上的报应和威慑功能，转而找到案件处理方式和教育改造的最佳“结合点”。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找出犯罪原因，了解其人身危险性和再犯可能性，将对其未来的教育改造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人格调查制度对于量刑具有重大影响，其充分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审判前调查所获得的犯罪人的人格特征正是其人身危险性的表症。”因此，社会调查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便具有品格证据的性质。

笔者认为，产生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其报告的法律属性并不能简单地纳入“品格证据”的范畴。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也不能单纯地等同于人格调查或品格调查制度。一是因为“品格证据”属于“舶来”的法律词语，其并没有反映在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范来看，其法定证据种类中并不包含“品格证据”。如果将其纳入现有的证据种类中，就会破坏证据适用的法定性。二是从《刑事诉讼法》第268条的规定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为“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虽然“等”字属于列举未完，但从上述三个要素来看，社会调查的主要方向不仅包括犯罪主体情况的调查，也包括犯罪原因的调查。所以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品格”即人身危险性只是社会调查的一个调查选项，将其统称为“人格调查”不免会以偏概全。虽然社会调查以行为人为核心而展开，目的在于全方位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但是其最终目的是并不只是对行为人主观恶性的分析和预测，它还包括行为人社会危险性方面的分析，而这其中显然又会考虑众多的社会因素。再者，因为个人生活经历的多样性也就决定了人格或品格的内涵具有复杂性，决定人格的因素有很多，社会因素和生理因素等都会对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人格调查实际上就是追踪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轨迹，其并不能脱离社会属性。三是要对“品格证据”作出正确的理解。虽然对其概念的表面含义不难理解，但作为英美证据法中的一个重要规则，它的适用却十分复杂。“英美法上使用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证据的目的有二：一是证明案件的某些争议事实或附随事实，二是攻击未成年被告人的可信性。”另外，它还会对被告人的定罪过程产生影响。因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提出会给未成年人本身和案件的审理带来风险，所以它的提出有一定的限制条件。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它的调查内容并不是查明案件事实或争议事实，而是犯罪原因的归纳，所以并不对定罪产生任何影响，主要作用是在刑罚个别化原则下对量刑和未来帮教上的考量。再者刑诉法268条对社会调查的启动并没有附加任何限制性条件。综上所述，英美法下的“品格证据”与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不可相提并论。 （二）鉴定意见说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是近来不少学者的主张。“无论从形式、内容还是形成的过程来看，社会调查报告的类型视为鉴定意见都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证据规定。国外立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规定：进行前款规定的调查，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相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论。美国也是采用类似的做法，由鉴别中心或鉴别所负责社会调查工作。”在部分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也将社会调查员的地位等同于鉴定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

笔者不赞同上述说法，社会调查报告不能等同为一种特殊的鉴定意见。虽然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地区社会调查工作由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来承担，其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理论素养，对调查中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通过分析和判断形成一份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从某些方面看和传统的司法鉴定者的工作相同。但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下规定的鉴定意见并不具有包含社会调查报告的可能性。第一，因为根据《司法鉴定管理决定》的要求，我国对于鉴定机构的资格和条件有着原则性的要求。鉴定机构的设立和鉴定业务的开展必须要经过相关机构的登记和公告，鉴定人的资格和要求也有法律规定。而且从现有规定看，我国鉴定工作根据鉴定对象可分为“法医类鉴定”、“物证类鉴定”和“声像资料类鉴定”。将社会调查强行纳入鉴定意见，与现有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不能直接套用外国的规定在我国使用。第二，鉴定意见为“鉴定人对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分析后所作出的判断”。可以看出，案件事实也包含了定罪事实，即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鉴定等同于事实调查，也就是对与定罪事实有关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但是社会调查不涉及对被告人定罪情况的考虑，并不调查与犯罪构成有关的行为和结果事实。第三，从法律责任的角度考虑，如果鉴定人故意作出虚假鉴定或不实鉴定，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是在第268条也没有规定虚假调查报告的法律后果，因此不能贸然认为其属于鉴定意见，也不能将国外的制度不加辨别地适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将社会调查报告等同于鉴定意见，其在形式上是想将社会调查报告纳入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实质上是将由专业性工作人员作出的调查报告等同于“专家意见书”，这样也是不妥的，同证据能力法定化和证据形式法定化原则相悖。虽然其中会包含专家事实意见，但对案件事实却不是亲身感受的，也并不是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三）量刑参考说

持该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不涉及案件事实本身的调查，因为“调查报告的内容与犯罪事实是否存在、是否有罪、罪责轻重等均无关联，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该种观点立论的主要依据便是证据的基本特征。根据通说，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社会调查报告之所以不是证据，就是在于其并不具有关联性。因为证据的关联性是同案件事实存在的某种联系，因为证据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它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客观的联系，对证明案情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案件事实正如上所述，主要是关于行为和结果的事实，是定罪事实。而社会调查所反映的内容却同案件事实没有必然和客观的联系，例如社会调查中关于犯罪原因的探查，其同案件事实的发生虽然有某种联系，但却不是必然联系，只是偶然或间接联系。而且社会调查中必然会涉及到第三人对未成年人的评价，这些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案件事实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同量刑参考的观点避免了前两种观点的“违法”嫌疑，从现有的法律规范上来说，确实没有突破证据的法定种类的限制。但这并不表明将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是没有问题的。笔者认为，从社会调查报告本应具有的“应然法律效果”和“应然社会效果”来看，还是有很大问题存在的。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量刑参考意见，则难以发挥社会调查报告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最终使社会调查的适用效果“大幅缩水”。因为量刑参考意见只是在量刑阶段作为一种特殊的诉讼材料提交法官，其所反映的内容只能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予以采纳。但是依据刑事诉讼的证明原则，一项诉讼材料在取得证据能力之后才可以对它的证明力运用自由心证进行综合评判。而证据能力的获得要经过法定的调查程序。那么量刑参考能否获得证据能力？另外，控辩双方如果对其真实性产生异议，能否适用质证程序？这都是深入研究后留存的疑问。因此笔者认为，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参考意见仍然不妥，因为不能对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法定程序的检验。如果只是提交法官单纯的量刑建议，势必会使社会调查的内容形式化和单一化，使其无法真实反映未成年人的`各项情况，以至于法官无法把握刑罚的裁量和后期的帮教矫治，削弱社会调查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三、社会调查报告属性之重新认识

上述几种观点都不能准确地界定社会调查报告的法律属性，这就需要以另一种视角来解析其法律属性。可以说上述对社会调查报告属性的认识都是在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模式下进行的。能否以另一种视角重新审视社会调查报告的属性？笔者认为这是可行的。在这里首先要重新认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重新认识――定罪与量刑的分离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社会调查制度，是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角度出发的。一般来说我国刑事诉讼是定罪和量刑程序相混合，量刑事实的认定并不需要经过独立的诉讼程序。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量刑前社会调查的发展和成熟已经使少年刑事诉讼体现出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一是因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作用便在于使量刑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进而推进量刑程序相对独立化。从社会调查的内容可以看出，其并不反映案件事实，而是围绕未成年人的个人家庭情况、社会环境和犯罪原因等因素来展开，这些因素都是量刑过程中法官所应考虑的酌定情节。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过程中或大或小的影响，加之对其未来人生发展的考量，法官必须在量刑时慎之又慎。继续延续传统的定罪量刑相混合的模式，法官可能无法掌握大量的酌定情节等材料，所以有必要将量刑从定罪程序中分离。二是因为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诉讼模式有法可依。根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及《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法院在审理活动中应当保证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侦查机关或者辩护人委托有关方面制作涉及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报告的，调查报告应当在法庭上宣读，并接受质证。从上述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对影响量刑的社会调查报告可以经过质证程序，说明社会调查报告的适用便是在定罪与量刑相分离的模式下生成的。 （二）社会调查报告属性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之重新认识

上述已经阐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社会调查报告是在定罪一量刑分离模式下生成的。社会调查报告适用于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所以其法律属性便是量刑证据材料，即用来证明量刑事实的载体。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调查不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案事实的调查，与案件本身没有必然联系。因而，显而易见，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不是证据的属性”。许多学者也认为社会调查并不反映案件事实，所以其缺少证据所应该具有的关联性。但笔者认为，上述结论都是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角度下得出的，即在不区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的基础上作出的论断。诚然，证据的关联性必须要求证据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在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下，在量刑过程中也存在相应的影响量刑的客观事实，即量刑事实。“案件事实”完全可以进行扩大解释，可以分为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影响了一个案件的定罪量刑。这里所作出的扩大解释是有法可依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4条的规定，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即包括了“被告人有无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情节”，又包括“与定罪量刑有关的其他事实”。这也就是说，影响量刑的事实完全属于案件事实，而社会调查所记载的事实同定罪无关，但却影响量刑事实的认定。

既然社会调查报告同量刑息息相关，那么接下来又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就是量刑证据？笔者将其认定为量刑阶段的证据材料，而不是量刑证据。此处关于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一方面会涉及到二者属性的认定，另一方面也同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有关。

对证据和证据材料的区分关键是要明晰证据的定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证据定义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这里的“材料”不是指证据材料，而是指同案件事实有关联性的材料，并且经过各种证据规则查证属实。那些同案件事实无关联，或者未经证据规则查证的材料，则是证据材料，它只是案件证据的“来源”，并不是证据本身。证据材料只有经过各种证明规则查证属实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才能具有证明能力。因此，证据资料和证据之间应该有证明规则的链接。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社会调查报告可以接受质证，表明报告所记载的事项需要经过法定的证明规则来查证属实，进而也表明了其只是证据材料，并不是证据本身。因为证据材料只有经过法定的证据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取得证明能力，接下来才能对有关事实进行认定，才能纳入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并成为裁决的依据，而那些未查证属实的事项则被排除在证据之外。所以说，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只有经过法庭的质证程序后，才能取得证据资格，法官才会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对调查内容进行采纳，那些被采纳的内容才会对量刑事实的认定产生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定罪和量刑程序的分离，定罪程序在坚持“无罪推定”的原则下必须要对定罪事实坚持严格证明原则，对证据种类和取证方法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即证据资料必须为法定证据种类，获取这些证据资料的手段符合法律规定。而量刑程序是一个独立的阶段，是在认定行为人有罪的前提下而启动的，所以其证据材料的认定不必坚持“无罪推定”原则，以自由证明即可，证据种类和取证方式不受法定证据方法的限制，但其若要认定为量刑证据也要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

另一方面，从社会调查报告所记载的内容来看，其也只是证据材料。因为社会调查报告需要反映未成年人人身情况的多方面内容，包括成长经历、监护教育、犯罪原因等许多情况，而这些内容又多具有社会属性，其是通过调查员多方走访而来的，其中必然掺杂着主观的成分，加之调查报告一般都附有调查员的事实分析和法律建议，这其中也都包含众多主观因素。而证明案件事实相关的证据则需要满足三个条件，即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客观性要求排除个人的主观判断，而且其来源必须保证客观真实性；关联性则要求其同案件事实必须要有某种联系；合法性则要求证据必须要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就现阶段来说，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规定过于原则化，其并没有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且其调查内容并不都具有客观性，其中必然掺杂着被调查对象或调查员的主观判断。因此，现在就贸然承认其为“证据”则操之过急，其只是由众多材料堆砌而成的证据材料。

在现阶段我国法律并没有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规定详细的调查程序之前，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则可以尽量避免其法律属性分歧而使该制度所本应具有的法律和社会功效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因为证据材料所包含的内容极为广泛，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都可以统称为证据材料。而我国现实语境下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起源于各地实践，相关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更是种类繁多，各地社会调查报告的制作形式也不尽相同，将其视为证据材料，可以使各种不同形式的调查报告所记载的事项经过法定的证据规则取得证据资格和证明能力，进而对行为人的量刑产生影响。

将社会调查报告视为量刑证据材料，还会促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进一步建立。因为社会调查报告记载的许多事项涉及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尤其是关于行为人品格方面的证据材料，如果在定罪阶段便予以出示，势必干扰法官的自由心证，造成审判者对事实认定的偏见。然而将庭审进行两步式划分，量刑阶段的启动是在证明被告有罪的前提下进行的，许多在定罪阶段必须排除的证据材料便会在量刑阶段出示并予以质证和采纳，既可以充分考虑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又将特殊预防的理念融入到被告人的量刑程序中，有利于被告人未来的改造和再社会化进程，这就间接上促进了定罪一量刑程序分离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案件调查报告10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根据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五类，包括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拟不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拟予销案的调查终结报告、拟送其他机关处理的调查终结报告和其他终止调查的调查终结报告。相关程序规定对不同类型的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有不同的内容要求。

办案机构认为违法事实成立，应当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的，应撰写调查终结报告。

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包括7个方面的.内容:

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当事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写明姓名、性别、年龄、身份证号码、职业或工作单位、住所等情况。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写明名称、住所以及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和职务等情况。

2.违法事实。

违法事实包括当事人实施违法行为的时间、地点、目的、手段，以及违法情节、违法所得、违法后果等一系列实际情况。记载违法事实，应客观真实、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3.相关证据及其证明内容。

相关证据是指办案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收集到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计算机数据、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现场笔录。既然是相关证据，就一定与案件事实密不可分，无论其是否有利于当事人。

证明内容是办案人员对证据与当事人违法行为关联性的分析论证。对于重大案件及证据较多甚至相互矛盾的复杂案件，在调查终结报告中说明证明内容非常必要，有利于办案机构对证据的全面性、关联性及证明力进行梳理，去伪存真，正确认定违法事实；有利于核审机构进行审查，以及最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4.案件性质。

案件性质是指违法行为所属的具体类型，如无照经营、虚假广告、商标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这项内容涉及办案机构对所调查违法行为的定性和认识，以及法律适用问题。

5.自由裁量的理由。

说明自由裁量的理由，即办案机构在调查终结报告中说明其对所列违法行为原则上如何处罚，是从轻、从重还是减轻处罚，这样处罚的理由是什么。在行政处罚案件中，办案机构应该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及其主观过错情况，根据立法的目的、原则和相关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决定是否处罚以及如何处罚。

6.处罚依据。

处罚依据即办案机构拟具体适用的法律条文。需要注意的是，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应具体写明所依据法律的名称和具体条文，不能笼统地写成依据某法或者依据有关规定。在调查终结报告中写明处罚依据，是案件法律适用正确的基础。

7.处罚建议。

处罚建议即办案机构最后对案件当事人提出的具体处罚意见，包括明确的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数额。

除制作拟予行政处罚的调查终结报告外，办案机构还应草拟行政处罚建议书，连同案卷交核审机构核审。

案件调查报告11

《药品管理法》赋予食品药品监督部门依法进行药品监督执法的职责，这既是政府赋予我们的权力，也是我们的责任。在药品行政处罚案件的处理中，稍有不慎或失误，就可能引发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甚至造成国家赔偿的严重后果，因此即使是一些小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结合工作实际，就如何降低药品行政处罚案件执法风险谈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行政执法现状

近年来，我市积极开展药品和医疗器械监督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药品监管和行政执法整体形势逐年好转，执法案件质量也有较大提高。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适用法律错误

1、方法A要用，方法B要用。

如药店未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执法人员适用《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第四十七条，对药店处以500元罚款。本案中，药店的行为既违反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又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八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八十五条处罚。但《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暂行）是部门规章，效力低于上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根据法理学的理论，适用法律时，上位法比下位法更有效，当下位法与上位法发生冲突时，应适用上位法。因此，本案应当适用《药品管理法》进行处罚。

2、适用法律和法规中的错误，包括适用法律和付款中的错误。例如，执法人员查封了一家销售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禁止药品的药店，认定该药店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因为这一条包含三个内容，不能说是一般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而应该说是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一）项，逻辑严密。

（二）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诉讼法，我国药品监督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应当遵循的程序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在药品监督工作中，具体行政行为程序违法，管理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的，根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上级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可以责令或者判决该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以，程序公正合法是非常重要的。有几起药品监管程序违法的案例。

1、表明身份程序违法。有些执法人员只说我们是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他们来检查，但没有出示执法证件，或者没有及时出示执法证件。表明身份是调查取证的大前提，也是所有行政检查程序的最低要求。作为行政处罚程序，它至少有三层含义：

（1）尊重当事人，树立公务员形象；

（2）注明法定处罚主体或资格；

（3）在处罚违法或当事人不服处罚时，表明身份程序有利于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查明案件事实。

2、应避而不避。撤诉的情形主要有三种：

（一）案件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

（二）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

（三）与案件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如果我们的执法人员在监督检查时知道自己的亲友，就应该主动向单位负责人申请回避，而不能只是把回避的理解变成对某人的仇杀，要求当事人回避。从我们的实践来看，回避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很少有执法人员主动提出回避。

3、说明理由。该程序是非法的。主要表现在管理相对人被给予行政处理时，没有向相对人说明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忽视告知义务的履行，主要表现为在提前送达《行政处罚通知书》和《听证通知书》的同时，不给予当事人充分行使辩护权的机会，并强制当事人签署“对通知书内容无异议，放弃陈述和辩护”等相关法律文书。在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上，没有理由从轻或者从重处罚，不能说服人。

4、应适用一般程序，但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实践中常见的情况，如对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数额的罚款适用简易程序（公民处以50元以下罚款，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没收非法收入和财产应适用简易程序。

5、违反规定当场收缴罚款。有些情况下，罚款不当场收缴的，应当当场收缴。根据《行政处罚法》，当场收缴罚款的情况主要是：（一）依法给予20元以下罚款；（2）未当场收缴后难以执行的；（三）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作出罚款决定后，当事人向指定银行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的。经当事人提议，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3）部分案件事实不够清楚，证据不足

个别案件的违法事实缺少违法时间和涉及的数量、价值和违法所得；有的执法人员重视对当事人的调查询问，忽视对原始书证、物证的收集和固定；部分案件当事人身份不明，反映当事人情况的身份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营业执照未收集成证据的；收集的证据和非法事实之间缺乏相关性。

（4）法律文书制作不规范

从目前的行政处罚案件来看，事实上、证据上、程序上的问题都是个别的，最重要的是法律文书的'制作，这也是执法人员最容易忽视的。常见的主要问题有：

1、被处罚单位（人）、地址（住址）、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等执法文书。括号内的内容不根据情况做取舍，需要划掉的不划掉。

2、无销毁假劣药品记录，无罚没物品处置记录等。

3、备案时间不准确，如下午4：00申报时间，下午4：00备案时间，下午16：00或4：00备案时间准确，不会导致败诉，但我局在诉讼过程中遇到了当事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避免类似问题的发生？

4、个别案件笔录的当事人对笔录的真实性没有签署意见。

5、先登记保存项目审批表，保存项目只填写“药品”，不指定药品名称。“监督检查类”记录不准确，如日常监管、药品等。

6、在撰写个案文书时，混淆了“劣药”与“按劣药处罚”的定义。

二、降低执法风险的思考

作为药品监督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行政处罚案件中，要想降低执法风险或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努力把每一个行政处罚案件办成“铁案”。对此，要认真把握以下几点。

一、证据确凿，收集完整

证据是证明案件真相的所有事实。其类型有①书证；②物证；③视听资料；④证人证言；⑤当事人陈述；⑥鉴定结论；⑦检查记录和现场笔录。确凿证据不仅是行政机关认定当事人违法事实、实施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也是降低行政机关执法风险的关键因素。证据不确凿的，行政处罚必然存在风险。证据一般分为：①常规类型，如现场检查笔录；2核心类，如从非法渠道采购药品的“渠道”资质证书，如假劣药品检验报告；③支持证据，如证人证言、发票账户等。在收集证据时，必须重视和把握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合理性和证明力。第一，证据的合法性。首先要注意证据来源的合法性。不能非法取证，不能以网站、报刊文章和非法数据为依据或证据。第二，要注意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一方面，对于提前登记保存的项目，信息既要注意法定时限，也要注意内部的事先审批和时限。另一方面，进入司法程序后，不能擅自取证、补充证据。第三，要注意数据采集的合法性。勘验笔录（现场勘验笔录）、证人证言（调查笔录）、书证（发票、帐目等）。）应当由当事人签名、盖章、捺指印，并由两名具有行政处罚资格的执法人员签名。第二，证据的关联性。第一，证据必须有关联性，结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严密的证据链。第二，所有证据都必须经得起逻辑推理，尤其是证词不能出现矛盾或不同的结论。

第三，证据要符合客观实际，从众多证据中筛选提取与案件有内在联系的主要证据和直接证据，而不是认为证据越多越好。第三，证据的证明力。第一，必须有满足处罚定性的核心证明。如处罚制售假劣药品的案件，必须写明药品检验机构的质量检验结果，但《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三款第（一）、（二）、（五）、（六）项规定的情形除外。二、证明案件客观事实的关键证据。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无论是证人证言、书证、勘验笔录、鉴定结论等。，有必要围绕违法案件事实收集证据。

二、法定程序，严格遵守

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违法事实存在的情况下，如果程序违法，行政处罚仍将无效，因此遵守法定程序是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所谓“程序”，简而言之，就是事情的顺序。作为药品监督执法部门，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时，必须时刻牢记并自觉遵循《行政处罚法》和《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中各项程序的要求。具体来说：第一，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为了正确适用和严格区分，符合适用简易程序的只能由简易程序处理，符合适用一般程序的必须由一般程序处理。这两个程序不能混淆和滥用。第二，听证程序。作出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处以较大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首先告知当事人有权要求听证；第二，当事人要求听证的，应当严格按照听证程序的要求办理。第三，内部审批程序。从立案到结案的全过程，无论是领导还是执法人员，都要注意各种执法文书的审批和签字，不能掉以轻心，出现错误。

三、适用法律，准确规范

证据和法定程序是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适用法律规定的准确规范是行政处罚的重要保证，也是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重要因素。首先要客观全面地分析证据，做到定性准确。第一，在违法活动中一定要有分量，要准确；第二，案件定性条款要规范，符合引用法律中的“法律责任”或“相应的处罚项目条款”。二是要写法律条文全称，不能缩写或缩略，也不能擅自造字。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不能写成《药品法》，经不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第三，引用的法律条文要具体，项目和目的绝不限于条款和段落。第四，适用条款要全面。药品被污染的，应当直接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三款第四项，并引用第四十八条第一款。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生产、销售假药，才能以假药论处。

四、把握规模，加强审计

“尺度”是由法律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性所体现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案件时，要高度重视和注意掌握这一重要的动态因素，它与前三个要素形成了紧密的辩证统一关系。轻微的过失和错误，一是关系到我们公正、公正的执法形象，二是可能导致行政复议和诉讼，三是为司法机关提供了变更判决或决定败诉的把柄。因此，一方面要制定从重、从轻、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规则。第二，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事求是，统一标准，互不关心。第三，要严格把握自由裁量权，在处罚标准上要平等对待性质相同的案件。另一方面，要从头到尾把握和坚持复习。一是要严格执行合议庭制度和重大案件集体讨论制度，依靠集体智慧和力量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二是要建立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问责制度；第三，建立并实施由法律人员具体承担的案件审查和审计程序。

充分发挥法制机构职能，加强制度建设，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加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和行政执法检查。记录考评结果，作为单位目标考核和执法人员绩效考评的依据，严格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形成激励机制，推进依法行政。

五、文件规范，文字严谨

执法文书的制作水平直接反映了行政执法的质量，也是降低执法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任何违法和不当的执法都会在执法文书中得到体现。提高执法文书制作水平是保证执法、降低执法风险的重要措施。第一，事实描述要清晰准确。非法医疗器械的时间、地点、数量、金额、批号、产地等。对违法行为应当准确描述。二是告知当事人自己的权利必须在文书中明确记载，必要时可以当场向当事人宣读。第三，笔录中执法人员的签名应由两名执法人员签名，而不是由一名执法人员签名。

综上所述，药品监管行政处罚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一项长期工作。在认真实施《药品管理法》和实施行政执法的同时，也要认真研究降低行政执法风险的问题，确保行政执法的高质量、高效率和权威性。

案件调查报告12

xx是一个总面积2391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县，全县总人口130.5万人，其中农村人口113.2万人。近年来，县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逐年增加，20xx年，全年受理离婚案件648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19.6％。今年1至9月份，共受理离婚案件557件，占民事案件数的39.8％，占全院受理案件数的22.1％，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件。离婚案件占全院各类案件之首。

上述案件，农村离婚案件占85％。农村大量离婚案件的产生反映出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人民法院、民政部门、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对新时期正确处理农村婚姻家庭问题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近期，我们随机调阅了20xx年以来100件农村离婚案件的卷宗，从中分析并总结出一些带有共性的特点、成因，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

一、农村离婚案件的特点

（一）一方当事人多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这类案件占到85件。这些当事人一般集中在春节前后打工回乡过年、省亲期间到法院起诉离婚。从20xx年1月19日至2月9日21天内，到法院起诉要求离婚的人数达120人，审查后能够受理的117件，占同期各类案件受理数的87％，呈现出一枝独秀的情形。其中的2月9日一天受理离婚案件达到31件，创下我院历史新高。

（二）女性作为原告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较大。百件案中有96件是女性作为原告起诉离婚的.。其中外出打工的女性是39人，丈夫外出打工的41人，夫妻均外出的5人。在外打工的女性大多收入相对比男性高，离婚后不会面临生存困境，多不主张家庭财产权和子女抚养权，有的即使提出此类主张也不十分强烈，而要求离婚的态度相当坚决。不惜舍弃亲情，放弃财产以达到离婚的目的。

(三)离婚当事人年龄小，婚龄短。从百件案件的统计看，离婚当事人的平均年龄为31.39岁，其中男性最低年龄为32.1岁，女性为30.6岁，年龄在40岁以上的当事人仅有12人。婚龄不足3年的38件，3年至5年的44件，5年至10年的12件，10年以上的6件，平均婚龄4年10个月，婚龄最短的只有90天。

（四）离婚当事人的文化程度较低。在百件案件的200名当事人中，小学或初中文化的占116人，而具有高中以上水平的仅有84人。

（五）离婚的理由有所变化。以前，婚姻案件中离婚的理由多为暴力因素所致，导致案件当事人感情破裂而离婚。目前，该类因素引起的离婚案件明显下降，仅占3％。还有的当事人双方婚前不认识，后经人介绍相识，而后结婚，因婚前无感情基础，婚后没建立很好的夫妻感情，无法共同生活，因而提出离婚，结束没有感情的婚姻。

（六）案件审理难度增大。当事人一般是在深思熟虑、痛下决心后起诉离婚的。因此案件调和难度大。无过错方对过错方的过错很难拿出确凿有效的证据加以证明，加大了法院审理难度，使法院无法保护无过错方的权益。百例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的仅有15件，调解离婚的46件，判决不准离婚的12件，判决准予离婚的27件。

二、农村离婚案件原因分析

我们通过阅读卷宗、走访当事人、与案件承办法官座谈等形式，对当前农村离婚案件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过去我们认为，农村当事人提出离婚主要原因是买卖婚姻、家庭暴力、追求婚姻自由和幸福生活等几类等

较为正当理由。但通过调研我们发现，当前农村离婚案件形成的原因发生了变化，呈现出多因并存的局面，离婚理由的正当性也受到了挑战。

（一）婚外情和第三者插足使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比例加大。这是农村离婚率上升最主要的原因。地区是农业大县，人均土地仅为1.2亩，经济较落后，为寻找更加舒适的生活空间，受“淘金热”的冲击，大量青年男女纷纷外出打工。目前，全县外出打工农民有25.6万人，使成为我省劳务输出大县。由于与打工地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极大反差，有的已婚打工者思想发生蜕变，产生婚外情。在产生婚姻不忠，甚至已找到“下家”的情况下，女性想通过离婚达到“去旧迎新”的目的，一离了之。大多数女性主动提出离婚，均基于这一类原因。少数发起来的男性农民，饱暖思淫欲，在外面找情人或女秘书陪伴，渐渐喜新厌旧。但通常他们不主动要求与“妻子离婚，但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对妻子、孩子、家庭不闻不问，迫使女方提出离婚，使女方成为“被动中的主动者”，而达到离异目的，这也是导致女性提出离婚增多的重要原因。如本县找郢乡42岁吴某，因丈夫在外地包工搞建筑与她人姘居长期不回家，又不往家寄钱，全靠她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耕种近十亩承包地，还要照顾两位公婆，在生活的重压和感情长期遭受摧残的情况下，吴某被迫起诉离婚。

案件调查报告13

诉讼文书材料是诉讼档案形成的重要依据，其排序是否规范直接影响诉讼案件装订归档和诉讼档案的利用。现行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材料排序是按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规定的卷内目录的内容进行操作的。随着民事审判大格局的形成，民事一审卷内目录内容已显现出一些不足。为进一步规范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便于诉讼案件装订归档和档案的利用，笔者通过相关调查研究，针对现行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文书材料归档排序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对如何改进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内容及排序提出拙见，欲以司法同仁探讨。

一、基本情况

1.《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以下简称《归档办法》）施行前，卷内材料的排序随意性大。

2.《归档办法》施行后至1997年，按照“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列”规定，民事、经济案件按照卷内目录内容排序装订归档，卷内材料较为有序。

3.1998年，开始探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民事、经济案件根据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先后增加了“当事人诉讼须知”、“举证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须知”、“限期举证通知书”等《归档办法》中卷内目录排序所没有的材料，而卷内目录的排序内容没有变，审判人员只是将新增材料随意装入卷内或附卷。

4.20xx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及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先后又增加“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据交换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证据交换笔录”、“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申请证人出庭、证据调查及批复”、“领取裁判文书通知书”等原卷内目录排序中所没有的内容。对此，在不改变《归档办法》排序原则的基础上，审判人员把出现的新材料按卷内目录中相应的内容穿插排列，但很不规范。

二、卷内文书材料排序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与当前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文书材料存在着脱节和不符现象，主要表现在：

1.《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有相当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司法改革发展的需要。大民事格局形成以前，民事案件与经济案件属不同类别的案件，民事卷内的目录内容只有20项，经济卷内的目录内容有26项，二者内容完全相同之处只有6项，不同之处有22项。随着大民事格局的形成，经济案件与民事案件统称为民商事案件，而目录内容无论是20项还是26项，均不适应当前民商事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归档的需要。

2.大民事格局形成后，《归档办法》中“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不能体现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诉讼文书材料的新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新增加了一些新的诉讼文书材料，如：立案时除了原有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外，出现了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等；《证据规定》施行后，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定》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等，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作出答复的材料；经当事人申请、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法院在开庭审理前要进行证据交换制作的证据交换笔录；转换程序通知书等与案件相关联又必须附卷的相关材料，但卷内目录又没有这些内容。因此，卷内目录急需增加这些新内容，以体现审判方式改革的新特点。

(二)对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不重视

笔者经过调研发现，审判人员对卷内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问题重视不够，没有考虑卷内材料排序管理的规范性问题、排序装订的效率问题、以及诉讼档案的利用问题，致使当前档案装订的卷内文书材料排列顺序随意性大，出现零乱无序、不规范的`现象，直接影响了档案的质量和利用效率。

(三)做法不统一

民事审判大格局形成后，对于民商事一审案件中出现的新材料、新诉讼文书，虽然采取了相应措施，但做法不统一，主要表现在：

1.有的分散放在卷内目录的位置。虽然在卷内目录反映了材料名称，但显得分散、零乱。

2.有的放在与卷内目录相类似的位置，所作的调整不够完整。虽对增加的一些新材料，如：“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延长举证期限、调查收集证据、证据保全、证人出庭作证、重新鉴定的申请及法院的通知书或决定书”在“民事一审卷内目录”作了一些修订，但不够完整，排列顺序不统一。

三、改革民商事一审案件正卷诉讼文书材料排列顺序的建议

为了规范诉讼文书材料的排序，更好地发挥诉讼档案为审判工作和其他工作服务的作用，笔者经过调查研究，结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自身的工作经验，对民商事一审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卷内目录排序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的内容

笔者认为，民商事一审案件卷内目录除了内容相同的6项应当保留外，其余可用的、不同的、且内容不完整的部分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并修改、补充，使民商事一审案件的卷内目录更加完善。

1.“立案审批表”修改为“立案审查、审判流程管理信息表”，以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统计信息管理的规定。

2.“起诉书或口诉笔录”与“起诉书及附件”合并修改为“起诉状及附件”。因为，把起诉书改为起诉状，既符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符合当事人对它的一般称谓。实践中，一些不识字的当事人请人代书起诉状，很少口头起诉，因此，建议取消“口诉笔录”。

3.“立案(受理)通知书”与“受理案件通知书”合并修改为“受理案件通知书”，并结合审判工作改革后增加的新的诉讼材料，如“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这些新材料都是立案时，法院必须送达当事人，告知其诉讼的有关规定，需要附卷的材料。

4.“缴纳诉讼费或免费手续”与“缴纳诉讼费通知及预收收据”合并修改为“减、免、缓交诉讼费申请、审批手续及缴纳诉讼费收据”。因为，有的案件当事人起诉时经济上确有困难，提出减、免、缓申请及法院是否准许的审批手续都要附卷，而原目录内容简单，实践中操作不便，补充完整后清晰明了，便于操作。

5.“应诉通知书回执”与“送达起诉书回执”合并修改为“应诉通知书”、“送达回证”，同时增加“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公告及张贴依据”、“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追加当事人通知书、第三人参与诉讼申请及批复”等内容。因为，有的诉讼文书必须送达给被告，有的案件因被告下落不明而依法公告送达；有的案件在审理中发现需要追加当事人；有的案件出现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法院通知第三人参加诉讼，这些诉讼文书真实地反映了案件的程序问题，也必须附卷。

6.“原、被告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鉴定委托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与“原告、被告、第三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合并修改为“原、被告、第三人诉讼代理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授权委托书”。因为，该栏目是反映各方当事人法定代表人、诉讼代理人身份证明及授权情况，不应把“鉴定委托书”放在该栏目，应予以取消。

7.“原、被告举证材料”修改为“证据收据、原、被告及第三人举证材料”。因为，有的案件会出现第三人的举证材料；《证据规定》要求法院收到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出具收据，因此，应增加第三人举证材料和证据收据。

8.“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申请及本院裁定”修改为“财产保全申请(担保)、先予执行申请等材料、本院作出的裁定和复议文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因为，这些材料是法院作出采取财产保全、先予执行裁定所必需的，应当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9.“诉讼保全或先行给付的执行记录”修改为“执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笔录、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等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涉及法院执行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的执行情况和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必须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10.“询问、调查取证材料”与“询问、调查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合并修改为“询问、调查(勘验)笔录及调查取证材料”，同时增加“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手续及批复”。因为，当事人依据《证据规定》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申请书及法院是否准予的批复是反映审判改革出现的新材料，符合程序法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应当在卷内目录内容中加以反映

案件调查报告14

保险信访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事关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如果处理不慎便会影响保险业的形象。为此，内蒙古保监局制定下发了《受理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该《规程》从核查和立案、调查与取证、结案三个环节对受理保险举报投诉案件调查工作进行了规范。

核查和立案环节

一是建立预审查制度。案件承办部门在登记接收保险举报投诉案件后，应及时进行预审，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或者不适宜由本部门办理的案件，原则上，应于分管局长签批后3日内退回法制处并做出相关说明。

二是明确了核查范围。所有实名保险举报投诉事项都应进行调查核实，且在调查核实过程中可以要求举报人说明情况，提供资料；匿名保险举报投诉事项则应区别情况办理，凡举报线索清楚，附有一定证明材料的，均应调查处理。

三是规范了立案流程。对属于案件承办部门职责范围并决定赴现场进行检查的举报投诉案件，应填写立案审批表，经案件承办部门负责人同意后，提请分管局长签批。决定立案的，应当在决定立案之日起3日内指定案件调查人员，并启动相应的现场检查程序；决定暂时不予立案的，不直接进入现场检查程序，需要赴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保险中介机构进行现场调查核实的.，案件承办部门可以下发《案件调查通知书》，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调查核实，形成案件调查报告，由分管局长根据案件调查情况决定是否予以立案。核查完成后决定立案的，由分管局长在立案审批表上签批意见；核查完成后决定不予立案的，由分管局长在信访案件办理单上签批意见。四是实行回避制度。《规程》明确规定，案件调查人员与举报投诉案件调查事项或者信访人、被信访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调查与取证环节

一是规范了案件调查程序。调查人员在调查取证时，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或者工作证件等合法证件。在具体取证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中国保监会现场检查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做好调查取证工作，按照一事一稿的方式编制案件调查工作底稿，如实记录检查相关情况和认定事项内容，具体检查人员应当签字确认。

案件调查报告15

市信访局：

按照市信访大厅《来访事项转送通知单》（伊信访转字[20xx]149号）要求，我厂信访领导小组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处理王晶莹上访问题，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上访人王晶莹，女，46岁，多年下岗，20xx年办理了退休。该人从1996年我市企业实行养老统筹开始到20xx年，始终没有缴纳养老保险。直至20xx年，才分两次补交了1996年至20xx年欠缴的养老保险（个人承担部分加企业承担部分）共计9,505,89元。当时，人劳部门同志已经为其讲清楚企业部分交不上了，但王晶莹同志主动要求补交，并认可个人部分和企业部分统由其个人承担。现上访人王晶莹反悔当初，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同时，还要求工厂补发她的下岗生活费。

我厂于1995年全面停产，企业无财力，职工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完全由天保补助解决。具体由市财政控制使用，按职工个人交纳额的一定比例进行资金匹配，每年办理一次。职工个人没有交纳的，天保补助不匹配。由于王晶莹同志在1996年至20xx年期间，没有按年度及时交纳个人承担的养老保险金，致使企业应承担的部分没有匹配上。起因在于王晶莹同志个人没有及时缴费。类似情况，我厂还有百余例。

处理情况：

1、关于王晶莹同志要求我厂偿还她缴纳的养老保险企业承担部分，我厂将积极对上请示争取匹配资金；

2、关于补发下岗生活费问题，我厂现有在册下岗职工167人，无一人享受下岗生活费，因此，根本不存在补发放下岗生活费问题。

当否，请指示。

　　伊春木材综合加工厂信访办

20xx年8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