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备】经济合同3篇

在当今不断发展的世界，越来越多的场景和场合需要用到合同，合同能够促使双方正确行使权力，严格履行义务。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合同书怎么写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经济合同3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经济合同 篇1

合同法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人们在实践中一般只是重视其调整交易关系的一面，而对于其组织经济的一面，却较少关注。下文将详细梳理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及其具体机制，以促进合同法理论和合同法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以下是为大家分享的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供大家参考借鉴，欢迎浏览!

一、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演进

(一)合同法的原型及新古典合同法理论的发展

作为现代合同法的前身，古典合同法理论侧重调整一次性的交易，以交易主体利益的对立性为预设、以合同内容的高度确定性和简单的合同执行机制为主要特征，并未充分认识到合同法在组织经济方面的功能。即认为合同所追求的是交换正义，其调整的侧重点是单个的交易关系。按照学者的研究，合同反映交易关系的观点，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后者提出了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的概念，并认为合同就是规范交换正义的工具。[1]中世纪后期的经院哲学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将合同定义为规范交换行为并以追求正当交换为目的手段。[2]到17世纪，以格劳秀斯、普芬道夫、波蒂埃和沃尔夫为代表的法学家，进一步发展了有关交易理论。[3]而19世纪产生的意思理论，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交易理论，其制度原型仍然是单次交易。

与古典的合同法理论相比，现代合同法或新古典合同法理论更注重合同法的社会性，其核心是信赖利益保护规则和允诺禁反言规则。如麦克尼尔将合同置于社会整体之中予以考察，提出合同不仅是合意的产物，而还应当将合意之外的各种“社会关系”引入合同。在其合同概念中，一方面合同源于当事人合意，但又不限于合意，而是要扩展至与交换有关的各种社会性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合同不仅关注个别交易，而且还要指向未来的长期合作。据此，合同不仅是一种市场交易，还是一种广义的社会性“交换”。此外，麦克尼尔还强调合同关系中的相互性，认为个人选择与公共选择之间存在着“相互性的参与”。[4]除了麦克尼尔外，还有很多有影响力的其他学者也看到了合同与社会、经济关系的密切关联。如日本学者我妻荣便曾指出：“仔细研究了支持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法律制度，懂得了其结果是归结于各种债权关系……只有以这种债权关系为中心，才能理解近代法中抽象的法律原理的具体形态。”[5]内田贵教授也在其《关系契约论》中指出合同对组织社会生活的作用，认为它是构建国家、社会和个人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基础。[6]可见，学者逐渐认识到合同法并不只是调整单个的交易关系，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组织社会生活的功能。近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合同法在组织经济中的功能。法学家、经济学家如科斯、哈特、威廉姆森等人直接通过研究企业组织中的合同关系来理解企业制度。[7]欧洲学者也开始强调正确认识合同法的组织经济功能。如德国学者Grundmann等人提出了“组织型合同”(organizational contracts)的概念，认为合同法的功能正从交易性向组织性发展。

(二)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日益彰显

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在现代社会日益凸显，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原因。

1.社会分工细化

现代市场条件下，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致，交易关系也因此越来越复杂和专业，而合同是连接不同交易阶段的纽带，对理顺交易关系、促进交易便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合同法通过规定合同法的一般规则和具体的合同类型，为交易双方提供满足基本交易需要的`合同范式。这些合同范式考虑到不同交易类型的具体情况，考虑到不同情况下当事人不同的经济地位，规定了合同双方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实现交易的公平和安全。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交易关系也变得越发复杂和专业，当事人要在合同订立过程中充分维护自身的权益，并促成合同的顺利缔结和履行，需要具备大量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合同法通过规定各类典型合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事人缺乏专业知识的不足，降低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成本，也有利于保证合同公平性。从这一意义上说，合同法作为社会分工的重要媒介，在组织经济方面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2.产业组织复杂

按照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是企业产生的原因。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与企业内部管理协调的边际成本相等之处，是企业规模扩张的界限。可以看出，合同与企业都是组织经济的工具，选择何者取决于交易成本：如果以合同为载体的外部市场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则选择企业作为组织经济的工具;反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低于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则宜选择合同作为组织经济的工具。因此，合同组织经济的功能与企业组织经济的功能并非相互对立，而是相互补充的。实际上，在一个公司中，也存在着大量合同，内部如公司与员工、公司与股东之间、公司与高管之间的合同关系，外部如公司与供应商、经销商，甚至与众多消费者之间的合同关系。正是这些内外部关系中所包含的合同使公司有效运转。在上述背景下，企业可以说是由雇佣合同、供货合同、销售合同、专利许可合同、租赁合同等构成的“合同束”：

将公司当作法人的说法往往会掩盖其交易的本质。因此，我们常常说公司是“合同束”或一组默示或明示的合同，这种说法也为公司中各种组成人员的复杂角色安排提供了功能定位的捷径。通过这条路径，自愿组成公司的各类人员均能解决其自身的定位问题。这种“合同束”的说法提醒人们，公司是一项意思自治的风险事业，同时也提醒我们，必须审视个人同意参与公司所依据的条款。

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司组织经济功能的发挥也离不开合同。

3.新兴技术跃进

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互联网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方便，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甚至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互联网交易的发展也使得合同法组织经济的功能日益凸显，主要体现为：一方面，互联网交易的具体规则需要合同法予以规范，如在网络环境下，要约、承诺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消费者、网购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交易平台和支付平台的法律地位等，都需要新规则予以规范;[10]另一方面，在信息时代，电子商务日益发展，出卖人可以根据订单需求组织供给，实现“零库存”，根据个性化需求组织个性化生产。

总之，合同法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基础设施。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其对交易关系的调整上，而且还体现在其对经济生活的组织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步认识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资源配置的力量只能是市场。因此，虽然政府在市场发展、培育过程中也发挥一定作用，但市场主体的交易自由是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即市场应当在组织经济方面发挥基础性的作用，而这些自主交易都是通过合同实现的。换言之，对待合同的态度反映了经济规制的政策取向，只有尊重市场参与者本身的意志，才能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

合同法所调整的交换关系和经济组织功能之所以很难截然分开，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市场主体双方而言，交换的过程是一个相互为对方提供产品或服务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过程，即交换可以促使资源向能够最有效利用它的人手中转移，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合同既组织供给，也组织需求，并有效促进供给和需求的连接。从交易实践来看，过去的交易关系更多地强调对当前经济、社会关系的规划与安排，没有考虑对未来交易的预见性。而现代交易关系越来越重视长期性合同和面向未来的信用交易，如期房买卖等针对未来之物的买卖，又如为了规避未来价格剧烈波动的风险而订立的长期供货合同、套期保值交易合同和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合同等。

二、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特殊性

如前所述，合同与公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两大基本工具，但与公司法组织经济的功能相比，合同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合同法是交易法

公司法侧重于规范经济活动主体的组织活动，如公司的设立、变更、运行等，而合同法则侧重于调整主体的交易活动。合同法虽然也调整经济活动主体的组织活动，如公司的设立、决策及内部的经营管理，但主体的交易活动是合同法调整的中心。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描述经济活动主体本身，其描述的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具体行为，因此比较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法在组织经济生活方面的作用要大于公司法。如果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销售行为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引导，则为市场经济;如果由国家计划引导则为计划经济。因此，作为规范经济活动主体具体行为的合同法，实际上担负了定义经济活动性质的重要作用。如果合同法强调当事人双方的自由意志，则是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合同法，或者合同法强调国家对合同的指导和批准，则仍是计划经济。在这个意义上，是由合同法而非公司法决定了国家经济制度的性质，也由合同法决定在组织经济过程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各自的地位和功能。

(二)合同法是自治法

公司法本身以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结合来组织经济，体现了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一方面，公司法需要借助任意性规范来发挥市场功能和经营者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公司法又针对市场失灵强调政府的干预。而合同法是自治法或任意法(dispositives Recht)，合同的成立和内容基本取决于意思自治。在现代社会，自治本身就是社会治理的重要模式，因为当事人最为了解自己的经济需求，也最有动力以尽量低的对价实现该经济需求。这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社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合同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这既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尊重了当事人的私法自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要求市场主体能够在交易中保持独立自主，充分表达其意志。法律应为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留下广阔的活动空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应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市场经济对法律所提出的尽可能赋予当事人行为自由的要求，在合同中表现得最为彻底。

正如内田贵教授所指出的，契约关系不仅仅是由私法自治原则支配的世界。如私法中异常重要的信赖关系就是非经逐个合意，信赖对方而听凭对方处理，因此，有必要用协作关系来把握契约关系。[11]当然，协作关系不等于强制和外部干涉。现代法大量出现了任意法对强制法(zwingendes R?ht)的替代，就是契约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12]因此，合同法主要通过任意性规范而不是强行性规范来调整交易关系。例如，合同法虽然规定了各种有名合同，但并不要求当事人必须按法律关于有名合同的规定确定合同的内容，允许当事人双方协商以确定合同条款。只要当事人协商的条款不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道德，法律即承认其效力。法律尽管规定了有名合同，但并不禁止当事人创设新的合同形式。合同法的绝大多数规范都允许当事人通过协商加以改变。“在法经济学家看来，合同创设了一个私人支配的领域，而合同法正是通过强制履行承诺来帮助人们实现私人目标。如果把具体的合同比作是一部法律，那么对于这些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合同法就像一部统辖所有这些具体法律的宪法。”[13]从这个意义上说，合同法可称为任意法。合同法的任意法性质和自治法特征，保证了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基本的经济规律表明，自由的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必然遵循市场规律而行动，这便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三)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宽

公司法组织经济的功能在于约束公司组织的成员及组织的内外部关系，适用范围较为特定，而合同法则调整所有的市场主体，其调整对象范围更广，其在组织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也强于公司法。经济活动是由无数交易所组成的，这些交易连接所有的经济活动主体，涵盖了涉及物、服务以及各种混合交易等所有经济活动类型，包括了从原料生产到最终消费的所有经济活动环节。而所有这些交易原则上都是通过合同来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合同就是经济活动本身的具体化。而合同的安全性、可预期性直接决定了经济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社会财富能否顺利增加。

(四)合同法事关交易秩序的维持

公司法主要调整公司本身的运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调整公司的对外交易关系，如规范公司的对外担保问题，但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的正常运行，并不直接维护交易秩序。而合同法则具有维护交易秩序的功能，这也是合同法组织经济功能的体现。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合同几乎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某一合同之所以有成立的可能是由于其过去曾有上百个合同，即所谓上游合同。任何两个人都可以成立买卖铅笔的合同，但两个人单靠他们自己是不能生产一支铅笔的”。[14]由于各种合同关系形成了一个密切联系的交易锁链，因此，过多或不适当地宣告合同无效或解除，必然会造成许多交易的锁链中断，对其他一系列合同的履行造成障碍，给合同当事人的利益也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也是合同法强调“契约严守(pactasunt survanda)”，视合同为当事人间法律(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的原因。进一步讲，合同法不仅保护契约严守，还可以通过规范制度降低协商成本，尽量保证当事人双方的公平，从根本上减少合同纠纷的产生，提高交易的效率。

(五)合同法促进重复合作

合同法则具有维护当事人之间合作关系，促使当事人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的作用。合同法注重保障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这也是合同法保障交易安全的重要体现。“允诺源于信用”，[15]遵守允诺才能维护信用经济和市场秩序。合同法是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它通过规范和支持成千上万的协议，从而构建了市场体制的基础。[16]Grundmann等学者指出，“公司法和合同法模型可能会在完成合同所需的交易和监管成本上存在差异。在公司法模型中，代理的利益必须通过监管等成本的支出来获得平衡，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而在合同网络中，因为没有代理环节，所以交易成本较高而监管成本较低”。

经济合同 篇2

（一）劳动合同订立的概念和原则

1.劳动合同订立的概念：以书面形式确立劳动关系的法律行为。

2.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

（二）劳动合同订立的主体

1.劳动合同订立主体的资格要求

劳动者：需年满16周岁，有劳动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只有文艺、体育、特种工艺单位录用人员可以例外（可以不足16岁）

用人单位：有用人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1）法人；

（2）分支机构：

①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②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

2.劳动合同订立主体的义务

（1）用人单位的义务和责任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2个不得”：

一是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违反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法律规定给予处罚

二是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其他名义”一般是指以保证金、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纪律违约金等形式收取费用

违反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500元以上20xx元以下的标准对用人单位处以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三）建立劳动关系建立时间：

自用工之日起；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用工前订立劳动合同的，劳动关系自用工之日起建立

（四）劳动合同订立形式：书面和口头

1.书面形式劳动合同。

（1）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2）对于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又区分不同情况进行了规定：

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未订立合同，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支付经济补偿，但要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

1个月～1年，

（1）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2）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支付经济补偿

满1年，（1）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

（2）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的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应当立即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

（五）劳动合同的效力

（1）劳动合同生效：

1.双方协商一致

2.订立即生效：即双方在劳动合同文本上签字或者盖章生效

（2）无效劳动合同

1.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情形：

（1）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2）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3）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2.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

3.无效劳动合同法律后果

（1）无效劳动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部分无效的，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

（2）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

（3）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有过错的一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经济合同 篇3

论文的选定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确定的。若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范围较大，则写出来的毕业论文内容比较空洞，下面是编辑老师为各位同学准备的4000字经济法论文。

一、《劳动合同法》给劳动者带来五大福祉

1。凡是提供了劳动，都必须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期限为1个月；用人单位拒绝的话，就要承担支付双倍工资的代价。过去，由于绝大多数民营企业主原本就是刚刚洗腿上岸的农民，小农经济意识浓厚，劳动方面的法律保护意识比较淡薄，重自身利益而轻农民工权益，不愿意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再加上相当部分的农民工自身素质差，自我保护意识缺失，不懂得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甚至错误理解签订劳动合同的意义，视劳动合同为卖身契，以为一旦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就如同将自己卖给了企业，从而导致害怕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使得整个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偏低，一直徘徊在25%左右。现在，《劳动合同法》一改以往用人单位与农民工双方对劳动签约的那种随意态度，采取了强硬的法律举措，加重了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责任。《劳动合同法》第10条明确作出硬性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82条进一步补充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显然，《劳动合同法》对那些规避义务，拒签书面劳动合同，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做法，严正说不！

2。签订的劳动合同无效，用工单位必须报酬照付；除劳动者自己不愿续订外，合同终止时，用人单位必须支付经济补偿。《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以欺诈、胁迫手段或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订立或变更劳动合同的合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劳动合同无效或部分无效。无效劳动合同不具备法律效力。那么，既然签订的书面劳动合同都无效了，农民工为用人单位付出的劳动是否也就白干了呢？《劳动合同法》第26条给出了明确的回答：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劳动者已付出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数额，参照本单位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根据以往的《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期满后自然终止时，是不用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但是，按照《劳动合同法》要求，除用人单位维持或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之外，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同时，被依法宣告破产、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提前解散而终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均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劳动者依法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也应支付劳动报酬。更重要的是，假如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从而导致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或劳动者自己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的，还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标准数额的双倍赔偿金。由此可见，《劳动合同法》对用工企业动辄以解除合同为要挟、严重侵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恶招，第一次亮出了法律之剑！

3。用人单位招工时，再也不能收受押金、扣押证件；劳动者的试用期不再是漫漫无期，最长为半年。前些年，基于民工荒、技工荒，一些用工企业为避免员工的跳槽，节省企业用工成本和培训费用，往往利用招工聘用之际，要求农民工在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强迫其缴纳抵押金、风险金或者扣押其身份证、毕业证等有效证件，以束缚劳动者的自由流动。《劳动合同法》第9条对用人单位的这一错误做法亮出了红灯：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接着，第84条对用工单位违反前述的做法，进行了经济惩罚式的规制：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扣押劳动者身份证件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限期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以担保或者其他名义向劳动者财物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期限退还劳动者本人，并以每人500元以上下20xx元以下的标准处以罚款。另外，由于在这之前的《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试用期限没有作出硬性规定，为节省劳动成本计，不少用工单位就打起了试用期的主意，一些企业采用多次约定试用期，延长试用期的损招，严重地侵害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是，针对用工企业这种利令智昏的短期行径，《劳动合同法》第19条给出了非常明朗的答案：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4。员工违约金不得超过培训费，企业不缴保险劳动者可解除合同。用人单位特别是一些高科技行业，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惜花重金对劳动者进行培训，为防止受训者学成之后另寻高就或在服务期内跳槽，避免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被动，用人单位往往在劳动合同中约定天价违约金。这一限制劳动者自由流动的做法，虽然也体现了业主留住人才的良苦用心，但毕竟与国际劳动市场的用人惯例背道而驰，曾引发社会的不少诟病。对此，《劳动合同法》第22条对用人单位能否用巨额违约金强留人才给出了说法：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当今时代，已是全面建设小康构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阶段，所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是帮助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及其亲属在遭遇年老、疾病、工伤、生育、失业等风险时，防止收入中断、减少和丧失，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的一种必不可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为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让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劳动合同法》第38条明文规定：未按照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劳动条件、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违反法律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以暴力、威胁或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劳动、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人身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而且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这一规定，显然彰显了法律对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5。国家鼓励稳定劳动关系，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有特权；农民工讨薪有捷径，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向欠债人发出支付令。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疑是非常有利于劳动者拥有一份长期稳定职业，完全符合我国大众安居乐业的心理认同规律，是保证社会和谐的基本底线。由此，国家鼓励、倡导、支持用人单位积极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要求用工企业勇敢地承担起和谐、稳定的社会责任，积极构建长期平衡的劳资关系。《劳动合同法》第14条赋予了劳动者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三种特权：（1）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2）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0年的；（3）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且没有法律规定不可订立情形的，劳动者可要求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作为对拒签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的处罚，第14条第三款、第82条第二款采用重典形式予以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1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合同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为了更好地化解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国家在强化三方协调机制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和鼓励农民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提起诉讼。除此之外，《劳动合同法》第30条进一步为劳动者指明了一条讨薪捷径：用人单位拖欠或者未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劳动者可以依法向当地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发出支付令。从此以后，对于单纯拖欠农民工工资劳资纠纷，农民工既可凭工资欠条等关键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向法院直接申请支付令，劳动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一种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法律救济方式，以减少诉讼成本，这显然也是《劳动合同法》立法为民宗旨的又一真实写照！

二、对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合法权益劳动保障制度的法律思考

1。应将含有包工头性质的劳务合同或者雇佣合同，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众所周知，包工头们，虽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为激活一滩死水式的计划经济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健全，其又成为政府难以驾驭的一匹野马。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统计报告，导致农民工欠薪问题浮出水面的根本原因，就是80%的大小包工头曾欠过80%外来务工人员的薪金，成为许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心中永远的一个痛，追根溯源，大大小小的大包头、二包头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置国家劳动法律制度于不顾，是因为无论过去的《劳动法》，还是现行的《劳动合同法》，都未能将这种带有包工头性质的劳务合同或者雇佣合同，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笔者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要害。比如，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条关于劳动合同适用范围之规定，包工头除符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一个广义要件之外，既不是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也不是民办非企业单位，更被排除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适用范围之外。显然，包工头就成了《劳动合同法》调整范畴的灰色地带。现实生活中，每个包工头的背后都影子般地跟随着一支四处揽活的农民工队伍，包工头与农民工之间的实质只是劳务关系；而包工头与用人单位之间才可以称之谓有真正意义的劳动关系。然而，干活的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却横亘着包工头这一类似皮条客的中间商，由此导演了一出做工的不知道在为谁做，用工的不清楚用了谁的工的用工闹剧，形成了一种有关系没劳动，有劳动没关系的特殊形态。笔者建议，努力与国际社会劳动法调整范围不断扩大的立法趋势相衔接，将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与劳动关系三位一体统一为劳动合同，统一纳入《劳动合同法》的调整范畴，从而有效防止包工头们借雇佣合同之名而行规避劳动法规调整之实的不法行为，理应成为下一步《劳动合同法实施细则》必须加以思量的重大问题。

2。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应与财政金融等系统密切配合，统一打造一份国内所有用人单位用工情况的信用档案。我国的个人和企业信用档案已运行两年，实践中它已使守信者受益，让失信者付出代价。例如，20xx年2月5日，宁夏某建筑公司到农行申请贷款。农行发现该公司信用档案中有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记录，于是拒绝了其贷款申请。此事对该公司触动很大，公司决定，在20xx年2月15日前如数发还被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这个案例至少给我们拓展了两个方面的思路：一方面，如果政府各行政部门联手打造这样一份国内所有企事业单位的权威信用档案，肯定能够推动企业更好地履行其应该承担的社会职责，如依法纳税、环保、劳动用工等基本义务；另一方面，如果由劳动行政监察部门将用人单位的劳动用工情况，如实地发布在广为人知的大众媒体上，让那些不良企业的不良用工行为公诸于众，使其坑害农民工权益的不法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进而构筑起一本诚信者受其益，失信者受其害的用人单位依法用工账簿，一堵依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铜墙铁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