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作文3篇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经常看到作文的身影吧，作文是经过人的思想考虑和语言组织，通过文字来表达一个主题意义的记叙方法。怎么写作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中国艺术作文3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中国艺术作文 篇1

中国的剪纸术源远流长。一把剪刀，一张纸，就能创造出一幅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艺术品，让人啧啧赞叹。

你瞧这幅剪纸：两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归去。这让我不由得展开了想象的翅膀。

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住着两个牧童——小王和大庄。每天早晨，他们都要去放牛，直到傍晚才回家。他们和老牛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这天，两个牧童还是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去放牛了。他们带着老牛来到了一片开阔的青草地上。老牛啃食着青草。两个牧童则在一旁读书。

这时，危险悄悄降临了。突然，一头猛虎向两个牧童扑去，牧童却浑然不知。老牛大叫一声，两个牧童这才反应过来。他们撒腿就跑。老虎在后面穷追不舍。

他们跑呀跑，来到了河边，但是河水汹涌，他们过不去。两个牧童急得团团转。这时，老牛走了过来，对他们说：“小王、大庄，你们俩骑在我的背上，让我带着你们跳过去。”两个牧童迅速爬上牛背，老牛使出浑身解数，纵身一跃，他们一起过了河。老虎在河的另一边，气得大声咆哮。两个牧童见脱离了险境，如释重负。

两个牧童对老牛说：“谢谢你呀，老牛！要是没有你，我们现在恐怕已经在老虎的肚子里了！”

“没关系，这是应该的。”老牛说，“我们都是好朋友！”

太阳已经偏西，两个牧童骑在牛背上归去了。晚风吹拂着他们，还有一支短笛在风中微微作响……

我依然沉浸在想象的世界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中国的剪纸艺术竟是那么的出神入化，引人入胜，让我如此陶醉！我爱剪纸！

中国艺术作文 篇2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中国艺术作文 篇3

我一直以为，思维与思想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思维是一种更具深度的文化。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思维是决定思想的。因此就中华民族的艺术及其历史而言，其艺术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以及自古以来，中国人到底如何进行艺术思维，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而烦难的学术课题，它关系到如何准确地把握中华艺术思维历史的人文素质、品格与规律问题。正因艺术思维史研究的难度较大，造成多少年来这一领域少有人问津的局面。而今读到金丹元近著《中国艺术思维史》(上海文化出版社xx年2月版)，很为他的学术勇气与探索精神所感动。

该书“后记”指出，“艺术思维既不是一般思维，更不是单纯的哲学、美学、艺术学，却又与一般思维、科学思维、哲学、美学、艺术学都有联系。那么，如何联系?怎样才能将散见于中国古典美学、古代艺术作品中有关艺术思维的因素加以提炼，并使之归属思维范畴?”拜读全书，我以为该书所取得的成果，都是关系到作者自己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困难在于，怎样在人类学视野中见出中华传统艺术思维的民族特异性与人类共同性;如何在研究策略上，既将艺术思维与思想分开，又是不可避免地或者从艺术思想进入来揭示艺术思维的品格与规律，或者直接论证其艺术思维方式及其人文、历史过程以证明艺术思维史的“文法”实质及其规律。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做出了自己的探索。比如关于“原始思维”，世界上每一民族的文化、艺术，都曾经经历过一个原始思维的'历史与人文阶段，因此原始思维毫无疑问是一个文化人类学问题。然而，中华民族关于文化、艺术的原始思维，却更多地与原始巫术文化而不是原始神话、原始图腾相联系。同样的“天人合一”，从智慧角度考虑，是意大利学者维柯《新科学》所说的“诗性智慧”;从智慧角度分析，又是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逻辑思维”。两者的区别，仅仅是中华民族自古具有的生命状态内部的区别，而这正如《周易》所言，天人“合”一于“生”。“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乃易理之根本，其实也是巫之根本。所谓“趋吉避凶”，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生”吗?生是巫，也是诗的主题。巫的感应、移情，是后之审美文化的根因;而所谓艺术思维，其原始方式，实际即文化思维。因为原始意义的艺术，是广义的，指包含一定审美因素的文化。《中国艺术思维史》论证其“思维”的人文“气质”，从“巫”、“天人合一”进入，这种学术理念与论思方式当是可取的。从“巫”谈艺术思维之“和”与“类比”、“现象”、“味象”等等，也是有理有据的。然而，任何历史的研究与撰写，其实都不能追溯历史之最早的源头，这正是人之存在与学术的尴尬与痛苦。从“农耕文化”与“巫”开始研究中华艺术思维的起因，应是学术研究之正途。然而，中华艺术思维的“第一因”，又不是“农耕文化”与“巫”，因为在此之前，还有漫长的为我们所难以把握的关于“艺术思维”的“前史”。尽管如此，《中国艺术思维史》一书对中国艺术思维的缘起、发展、流变，还是做了一次可贵的学术梳理与探索。